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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四篇 外用之学

            时间:2015/7/23 9:48:18  点击:3098 次
                 二七、三代以后的帝王与平民

            继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等“内明”(圣)之后,真正转入“外用”(王)之学,便自“齐家”开始。所谓“家齐而后国治”的标榜,是从孔子开始提到尧、舜与周文王、武王之外,在后来的历史上,几年来是绝无仅有的事。不过,讨论“齐家”问题,必须要特别了解,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上,“家”是聚族而居的群体大家庭,也就是宗法社会的中心代表。用现代话来讲,“家”就是一个族姓社团,并不像二十世纪初期以来,学步西方文化,只有一对夫妻,或加上父母、子女的小家庭。当然,无论为聚族而居,几世同堂的大家庭,或是小两口子的小家庭,总是以父母、夫妻、兄弟、姊妹、子女为主体所组成的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“齐家”的妇女真伟大

            天下、国家、社会的基本单位便是“家”。所谓“齐家”的“齐”,在古代读作持家的“持”,也有读作治国的“治”,同时也包括有维持和治理的两重意义。

            如果了解了这个基本道理,可以说,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理想中的“齐家”,只有在过去朴实无华的农村家庭里,每每可以看见那种“满眼儿孙满檐日,饭香时节午鸡啼”的情况。不过,这样的殷实家庭,一定是有一个有德而有持家之道的老祖母或主妇,作为真正幕后的主持者,并不一定是当家的男人或老祖父的成果。所以我经常说,中国文化中,维持传统的家族人伦之道的,都是历代中国妇女牺牲自我的成果,是母德的伟大,不是男士们的功劳。至少由上古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如此,中国宗法社会的大家族观念,还未完全转变。也许我的所见不尽然,但须要大家再冷静一点仔细去研究,母教,才是天下文化教育的大教化事业。大至国家、民族,小至一个儿女,没有优良传统贤妻良母的教育基础,那就什么都免淡了!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帝王家庭问題多

            从东周开始,直自秦汉以下而到清末,每朝每代的帝王家庭,都是有大问题的家庭。甚至可以说,大多数都是一团糟的宫廷,哪里够得上是“家齐而后国治”的标准。所以孔子著《春秋》,第一笔账,“郑伯克段干鄢(鄢 拼音:yān)”,就是记载由于郑庄公的母亲武姜,有偏爱心理所造成的过错。从此以后,所谓春秋时期一两百年间的“五霸”,如齐桓公、晋文公等辈开始,直到战国时期,各国的诸侯君主,大部分都是出生在大有问题的家庭,造成心理不正常的因素,当然够不上讲什么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”的道理了。

            战国时期结束,秦始皇的王朝建立,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,为中国的历史文明划了一道重要的界限。从此以后,中国才真正步入以一家一姓建立的帝室王朝,长达两千年左右。不过,由秦而汉、魏、晋、(南北朝)、隋、唐、(五代)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一路下来,除了几个创业帝王,可说是有分量的英雄人物之外,其他的子孙皇帝,我叫他们是“职业皇帝”。因为他们命定出生在现成帝室家庭,生在深宫之中,长养在宫妃太监之手,菽(菽 拼音:shū,豆)麦不分,完全不能亲自体认民间疾苦。这些职业皇帝,可以说大部分是不懂事的血肉机器人,但他们要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。如果要求他们讲究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”之道,岂不是对牛弹琴,白费心力吗?也许我又说错了,据说,牛也会懂得琴声,只是我不懂而已。况且,这些天生做职业皇帝的,其中也真有几个是了不起的人物,不可一笔抹煞。

            中国有句古话,“以德服人者王,以力假仁者霸”。简简单单十二个字,就把中国历史文化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的界别说得一清二楚了。假定三代以上,在唐尧、虞舜时代的政治。是“以德服人”的“王道”。三代以下,尤其在东周以后,都是“以力假仁”的“霸道”治权。在古汉语中的“假”字,不完全当作真假的“假”,“假”当作“借”字用。所谓“以力假仁”的意思,是说,虽然都是用权力来统治,但也必须借重仁义之道来作号召。明白了这个道理,我们首先提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与管仲坦白的对话,便可了解秦、汉以后,一两千年的皇权政治,与“通儒”的知识分子结合的道理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管仲与齐桓公的精彩对话

            在历史上有准确的资料,齐桓公名小白,照旧历史的习惯,叫公子小白,他有个哥哥叫公子纠。彼此同胞,生在帝王的家庭中,当然,命运注定是有问题的家庭。等于后来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,和他的哥哥弟弟争权夺位是同样的翻版。管仲和他的好友鲍叔牙,同时被分别任命辅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。齐国发生内乱,他两兄弟的哥哥襄公无道,被逼流亡出走。管仲和召忽辅助公子纠逃到鲁国。鲍叔牙辅助公子小白逃到莒国(莒 拼音:jǔ,莒国:中国周代诸侯国名,在今山东省莒县一带)。

            内乱平息了,彼此争先回到齐国夺权登位。为了各为其主,管仲在中途争夺战中,曾经拉弓射过小白,正好一箭射中小白的衣带钩上,幸好不死,也未受伤,但那却是致命的一箭。结果,小白和鲍叔牙争先回到了齐国,就继位称齐桓公。鲍叔牙又带兵威胁鲁国说,公子纠是齐国新君桓公的亲兄弟,自己不好处理,请鲁国代为解决。因此鲁国杀了公子纠。鲍叔牙又要求鲁国说,管仲是齐桓公的仇人,有射钩之恨,请你交给我们带回齐国处理。因此,管仲就自请鲁国把他作刑犯,交付鲍叔牙带回齐国。然后,鲍叔牙对齐桓公说,要放过管仲,请他帮忙治国。齐桓公很气恨管仲,并不同意。鲍叔牙说,你不想在列国中成就霸业,那就算了!如果你想要治国图强称霸,你就非用管仲不可,我鲍叔牙是不及他的。

            历史上描写汉高祖刘邦,豁达大度。事实上,刘邦还不及齐桓公的胸襟。他因为鲍叔牙的话,提醒他的兴趣,就释免了管仲,甚至把整个政权都交给他办,委任为相,还尊称他叫仲父,等于现代人叫干爸或大爷,因为管仲比他岁数大得多。

            更有意思的一段,你看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:

            管仲说:“斧钺(钺 拼音:yuè,古代兵器,青铜制,像斧,比斧大,圆刃可砍劈,中国商及西周盛行)之人也,幸以护生,以属其腰领,臣之禄也。若知国政,非臣之任也。”我是应该被你砍头的罪人,但非常侥幸的,你能原谅放过我,还保全了我的头和腰身连在一起活着,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就好了。如果要我担任国家的大政,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吧!

            齐桓公很干脆地说:“子大夫受政,寡人胜任。子大夫不受政,寡人恐崩。”只要你先生肯接受我的委任,担任国家政治的重任,那我一定做得好国家领导的重任。如果你不肯担任重责,我恐怕自己会搅崩了!

            你看他说得多么坦白诚恳,所以管仲也很快地答应了。这叫作早已两厢情愿,彼此客气一番,当然一拍即合。好比现在京戏上唱的周瑜打黄盖,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,都是彼此心照不宣了。历史政治上,有时是很讨厌、很可怕的。但有时,真如儿戏,一场天下大事,只在三言两语,谈笑间决定了全盘的命运。犹如赌徒,挥手一掷,满盘皆赢,但也可能一败涂地。所以古人说:“虽曰人事,岂非天命哉!”但精彩的还在下文呢!

            过了三天,齐桓公对管仲说:“寡人有大邪三,其犹尚可以为国乎?”老实对你讲,我这个人,有三样很大的坏毛病,据你看,我真的还可以做大事业,可以担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吗?管仲说:“臣未得闻。”我还没有听人讲过你的缺点(其实,管仲这句话是谎话,故意给齐桓公留点面子,保存他的自尊心)。

            齐桓公就说,第一“寡人不幸而好田,晦夜而至禽侧田,莫不见禽而后反。诸侯使者无所致,百官有司无所复”。我真不幸,平生癖爱出去打猎,不管白天夜里,喜欢猎捕禽兽为乐。每次打猎,一定要猎获到很多动物,才肯回来。所以使各国来的大使,等了很久也见不到面。政府里的百官和担任公职的人们,没有机会向我汇报请示。因为我只管好玩。不喜欢办公做事。

            管仲说,“恶则恶矣,然非其急者也”。这种习惯,坏是很坏,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。

            齐桓公又说,第二我很不幸,喜欢喝酒,白天夜里,连续地喝。那些外国使节,根本见不到我的面(省略原文)。

            管仲说,这也是很坏的恶习惯,但还不是最关键的。

            齐桓公再说,第三我有很不好的禀性污点,非常喜欢女色,而且乱来。因此,在长辈中的阿姑,平辈的姊妹,都有被我污染的,就不能出嫁了(这就是古代大家族社会的阴暗面)!

            管仲说,这是坏透了的习惯,但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关键。

            齐桓公听到管仲这样答复,真的奇怪,用一副怪模怪样的眼光,很紧张地问管仲,你说我有这三样很坏的恶习惯,都还可以担当领导国家的大任,那么,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呢?

            管仲说:“人君唯优与不敏则不可。优则亡众,不敏不及事。”做一个国家主体的领导人,最要紧的不是一个优哉游哉!如果一个君王有优柔寡断、没有智慧、拿不定主张的个性,同时,又不够聪明,碰到事情,反应不敏捷,有这两种毛病,实在不足以担当治国的重任。因为优柔寡断、马马虎虎,使部下轻视,失去崇敬信仰的重心,能干肯干的人才就别有作为了。如果碰到事情,反应不灵敏,缺乏决断,糊里糊涂,那还能做什么事呢?

            其实,管仲还不好说,齐桓公,你是一个够聪明的坏蛋,正因太聪明,所以坏处不少。但你能听鲍叔牙主张,放弃了仇视我的心理,说办就办,要我来总理国事当宰相,有决断、有勇气、有气魄,敢放胆一试,可见不是一个笨蛋。尤其胸怀潇洒,豪爽而不自欺,敢于自我批评、自我检讨,说自己的坏处,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。

            齐桓公一听就说,好的!请你先回官舍吧!过几天,再请你来,我们商量商量办吧!

            管仲说,时间是很宝贵的,哪里可以等到明天啊!

            齐桓公说,那,你说怎么办?

            管仲立即推荐了公子举、公子开方、曹孙宿三位人才,派出去做鲁国、卫国、荆国的大使,先来稳定国际间的紧张局面。齐桓公都立刻照办了。然后又安排了外交、农业经济、国防军事、司法行政、监察等五位大臣,并且对齐桓公说:“此五子者,夷吾(管仲的号)一不如,然而以易夷吾,吾不为也。”我推荐的这五位大臣,每一个都比我强,如果把我换作他们,无论哪一部的事,我是决不干的。“君若欲治国强兵,则五子者存矣。若欲霸王,夷吾在此。”假如你只想把齐国一国政治搞好,国富兵强,只要有这五位大臣就行了。如果你想做到在列国之间做霸主,那就非我不可了。齐桓公就说,都照你说的去办吧!

            因此,管仲就使齐桓公在当时的历史上,做到有名的大事。所谓“一匡天下”,一下子就匡正了当时周室衰败的中国王朝;“九合诸侯”,在列强的国际间,九次召集国际会议,安定当时春秋时代的中国天下,达四十多年之久。所以,迟于管仲一百三四十年以后出生的孔子,也很感叹惊佩地说:“微管仲!吾其披发左衽(衽 拼音:rèn,衣襟)矣。”唉!当时如果没有管仲出来救世救人,恐怕我们早已沦落作没有文化文明的野蛮人,披头散发,穿光着右边臂膀的番装啰!
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廿八、帝王样板齐桓公

            三千年前,中国的历史,出现以周朝王室为中心的封建诸侯联邦政治体制,实行土地公有,以井田制度,建立农业经济社会的典范。五六百年后,到了周朝王室的威信动摇,东迁洛阳作为首都开始,便进入所谓东周列国争霸的春秋时代。历史与文化,是分不开的并蒂莲花,从春秋时代,直到战国七雄时期,也就是中国文化所谓百家争鸣,诸子并出的阶段。

            从表面听来,诸子百家争鸣,那一定是何等的热闹,非常的有趣。事实上,所谓争鸣,所谓诸子的学术思想,都是围绕着一个传统的中心在转。这个中心,便是“道”,也就是儒、道并未分家,诸子百家也并未分家的天人之际的“道”。尤其重在“人道”。换言之,诸子百家的学说,提出的主张,都是希望人民生活安乐,社会平安。使人人有安乐的一生,有一个圆满欢欣的家庭,有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真正的政治家是什么?

            所以我平常喜欢开玩笑地说,你们办大学,给学位,随便怎样办都可以。只有两个学位,是绝对无法定位的。一是政治,一是军事,这两种是无法给予什么博士头衔的。因为这两者并不属于专才之学,而是通才之学的范围。你只要看《封神榜》,姜子牙辅助周文王、武王建立了八百年的周室王朝政权,他的坐骑,叫作四不像。最后论功行赏,他一手分封天地神祇,但忘了自己,无可奈何,只好自封作一个“社稷神”拉倒。这是一个最低层起码的小主管,从基层上保护人民土地的土地神而已。真正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是通才,是四不像,是社稷神。姜子牙、管仲都是这种人。

            同时,我还说,我读了许多中西方有关的政治学的书,还不及中国民间传统流行的十二个字,说得彻头彻尾,清清楚楚。是哪十二个字的真言咒语呢?那就是“风调雨顺”、“国泰民安”、“安居乐业”。谁能领导天下国家达到这个目的,就可封神了!尤其有关天人之际的“风调雨顺”啊!换言之,这四个字,包括没有风灾、水灾、地震、旱灾等等的内涵啊!至于人事和人道,统统在后面的两句话中,一望便知,可惜一生也做不到。

            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,事实很有趣,我也常把东方和西方文化相互对比,以太阳绕地球一昼夜作比方,却发观东西两方人类历史文化的变化现象,同在五百年之间,必有王者兴,几乎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例如我们的历史,到了春秋以后,名王迭起,但有道之士的哲人也应运而生。中国有个齐桓公,配上一个管仲。而在西方,也是名王配名师,凑巧的真有趣。欧洲有个亚历山大,配上一个亚里士多德。印度也有一个阿育王,配上一个优婆鞠多尊者。当然,在这个阶段,什么日本、美国,连个影子还没有呢!

            但是,以中国历史的习惯来说,三代以后,所谓历史上的名王,最了不起的,也只能算作英雄,决不是圣人。所谓这些英雄的名王们,也都像我小时候的一位老辈的诗说,“江山代有英雄出,扰乱苍生数十年”,如此而已。他们与《大学》的“明德”外用(王)之学,所渭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岂只似是而非,可说都是背道而驰的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齐桓公是什么样的人物?

            例如我们特别提出在春秋时期,所谓五霸之首的齐桓公,便是秦、汉以后两千年来,大多数创业帝王的样板。但不管是哪种版本,也都会影响他们所建立的王朝文化历史几百年,直到如今。无论你从唯物史观、唯心史观或其他角度来看,始终错综复杂,讲得不会透彻清楚,岂不玄哉!

           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史称齐桓公的小白这位老兄吧!他天生是一个诸侯王的少子,照现在人用西方文化的习惯称呼,在他少年的时期,当然是一个白马王子。他本来就习惯于豪华奢侈的生活,尤其是他的禀赋个性,凡与“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”七情,及六欲有关的“吃、喝、玩、乐”、“嫖、赌、招、摇”,可以说无所不为、无所不会。即使他自己不会,旁边左右跟随他的人,为了讨好他,也势必引诱他学会。何况他自己又聪明,又敢作敢为,当然会养成他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个性,根本谈不上什么“知止而后有定”,乃至“意诚、心正、身修”一类的戒条式的学养了。因此,他就变成一个贪玩、贪吃、酗酒、好色、乱伦等恶性重大的世家公子。

            但他在心理意识上,会不会有烦恼、有忧患、有悲哀呢?那当然是有的。尤其在王室家族的家庭矛盾、权位争夺的利害斗争上,随时都有烦恼迫人而来。但好在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,平常大多都活在醉梦之间,正如庄子所说:“酒醉则神全。”贪杯耽酒,有时如有道之士的修养一样,容易忘身忘物。

            小白齐桓公,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,他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的名王,第一,他具有天生王子的身份,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中,有了机会,自然是有资格登位称王的。管仲、鲍叔牙纵有帝王之才,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上,是决不可能自立为王的。第二,他在个人的私生活上,虽然坏习惯的恶性很大,但对于处理大事的关节眼上,他能够识人、用人、信任人。而且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特长,遇事反应灵敏,决断果敢。这两点,正是管仲所希望找到的一个好老板。第三,他天生有四十年成为名王的好运,碰上鲍叔牙和管仲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管仲怎么报答鲍叔牙?

            如果因人论事,可以说,使齐桓公在春秋时期成功霸业的是鲍叔牙。使管仲能辅助齐桓公而大展才能,成为千古名臣的,也是鲍叔牙。管仲能还报鲍叔牙的,就是临死以前,坚持吩咐齐桓公不可以叫鲍叔牙继任他的相位。因为管仲知道他死了,齐桓公也就完了,如果叫鲍叔牙继承相位,一定死于非命,那他就对不起一生的真正知己了。

            大家读历史,都知道千古以来,最好朋友的知己交情,都称赞“管鲍之交”,有通财之义。其实,还都是向钱看的话,根本不懂“管鲍之交”的要点。我们且看鲍叔牙开始推辞相位,力荐管仲的话说:

            臣之所不若(管)夷吾者五:宽惠柔民,弗若也。治国家不失其柄,弗若也。忠信可结于百姓,弗若也。制礼义可法于四方,弗若也。执枹(枹 拼音:fú,击鼓的槌)鼓立于军门,使百姓加勇焉,弗若也。

            齐桓公听了,就放弃仇视管仲的心结。甚至,听到鲁国把他绑起送回来,就亲自出郊来迎接他。但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怎样说呢!

            鲍叔,君子也。千乘之国,不以其道予之,不受也。虽然,不可以为政,其为人也,好善而恶恶已甚,见一恶,终身不忘。

            这就是“管鲍之交”的知己明言,他不希望自己死后,把鲍叔牙一条命送到小人手里的用心了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今天还须向管仲借镜

            在中国的历史上,到了春秋初期,以齐桓公作标题,管仲作内容来讲,管仲的政治哲学,和他的政治体制的实施,可以说就是后来两千年来历史上,帝王政权的大样板,直到现在,同样还有他的权威价值。

            第一,是他开始用“姜太公吕望”治齐的方针,发展工商业经济、整顿财政、改变税制,先求利民富国。所谓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,就是千古不朽的名训。

            第二,由他手里,渐渐改变了公有的井田制度,让人民有合理的私有财产,做到了民富则国强的目的。

            第三,创立全民皆兵、全兵皆农的体制,以治军的制度,编制民间社会。也可说是为后世有乡镇、邻里、保甲,地方自治的创始者。

            第四,民富国强,社会形态转变后,必然会产生奢侈逸乐的现象。同时,为了招徕(徕 拼音:lái,招徕:指商业上招揽顾客)国际商贾的需要,大胆开创了公娼制度,以免社会产生负面阴影,破坏善良风俗。

            第五,不但如此,他对于传统文化的“形而上”道的哲学,犹如曾子著《大学》所说的“明明德”及“正心、诚意”之学,乃至“外用”于实际政治理论之间,都有很高明的深度。如果以我的观点来看,后世的儒家理学家们,未必能望其项背。无奈后人都把他身后的著作《管子》,只视为政治学的学术,未免太可惜了!

            从他辅佐齐桓公尊王(拥护周室的中央王朝),称霸四十年后,他死了,这个只管享现成福的齐桓公,第二年也就完了。

            齐桓公死后,五个儿子,照样翻版,各自结党争立,彼此攻杀。他的尸体停在宫中床上六十七天,烂了生虫,也没有人来顾问。这样便是身不能修,家不能齐,自己又非治国之才的结果样板。所以《大学》说: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并非只是戒条式的虚文啊!

            不但是齐桓公,我一生亲自看到好几个白手成家发财成巨富的大老板们,死后的状况,儿女们停尸不葬,闹着打官司、争财产,还背地骂爸骂娘的多着呢!因为我看得太多了,更相信孔、孟之教开的药方,是真对症的。可惜我国我民不肯吃药,所以长在病中,只有莫奈他何之叹了!

            其实,几个有名的圣哲之教,都是针对医治人性恶习的药方。因为我们的民族性,存在有不仁、不义、不忠、不孝、无信、无耻的老毛病,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,开了“仁、义、忠、孝、礼、智、信”等药方。老子开的,是“慈、俭、不敢为天下先”三味偏方,也可治百病的。印度人历来存在阶级仇视,所以释迦牟尼开了“平等、慈悲”两味大药。两千多年前的西方风气,太过自私狭隘,又加粗暴,所以耶稣开了“博爱”一味单方。不过,现代人看不起老古方,拼命要向唯钱主义,去买新发明的西药吃,实在不知道那些化学剂品的药,今天说对,明天又说不对,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!小心为妙啊!人性,有善恶兼具的根底,去恶为善是健康的人生。蔽善从恶便是病态的人生。可惜人们喜欢以病为乐,因此造成人类史,是一部病理学医案史。所以中西的圣哲们,也只好永远担任医疗的护理工作了。
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廿九、身世堪怜一霸君

            假如我们把周室王朝(包括春秋、战国)划归中国上古史的末期,那么,中古时期的历史,很明显的,当然以“赢政”王朝“秦始皇帝”作为划时代的开始。这个时期,在中国,正是声名煊赫的“秦政”时代。在西方的欧洲,也正是威名鼎盛的“罗马帝国”时代。

            秦始皇的崛起,消灭战国末期的六国,开始建立皇权统一的中国,的确是历史上的大事。但时势造成一个有变态心理的秦始皇,完全是由于阳翟(开封禹县)商人吕不韦的商业谋略所制造成功的结果。例如现代美国式的民选总统,幕后台前,都是大资本商人所制造成功的国体。幕后出钱推出民选总统,台前的政府体制,也完全学习工商管理。伟哉商人,岂可轻视。当然,只有姜太公与管仲,早有先见之明,决不轻视,而且还特别重视呢!其次,便是范蠡(蠡 拼音:lǐ)和子贡,他两人才是真正下海入流的儒商呢!无人可以比拟。但千万不要忘了,如果全民皆商,恐怕是“国将不国”矣!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一统中国的历史背景

            假如我们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历史和人事,谁也想不到当时一个无关大要的人物,一件漫不在乎的小事,经过时间的推移,便会形成影响后来一国或天下的历史大事。每个朝代,每个政府,不管如何防范,怎样禁令,都是镇压不住的,这就是历史哲学所谓“虽曰人事,岂非天命哉”的道理了!

            东周后期的秦国,在当时,只不过在中国西北高原上,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新兴国家。但在春秋、战国时期,五霸争雄,七国互相侵略的战乱中,历史经验给予秦国的教育,便渐渐地乘机壮大起来。秦孝公信任客卿商鞅(卫国人),实行以法治国的法治体制,废弃井田制度,迁都咸阳,变更由周室王朝几百年的政体,实在是一件历史上的革命大事。但只经过二十一年,秦孝公便死了。因为秦国上上下下,不习惯法治的管理,而且废掉习惯已久的井田制度,正如历史所载:“民曰不便”。因此,所有埋怨愤怒的大众情绪,就都集中到商鞅一身了。所以秦惠王即位,便杀了商鞅,但法治的政制仍然未变。

            十年之后,整个战国七雄就在苏秦、张仪两个同学手中,彼此更换谋略,用合纵、连横的策略,以国际间相互利害关系,互结防御协定,使战国的局面,暂时安定了二三十年。这便是历史上书生谋国一大奇迹。再后来便是秦昭襄王崛起,自称“西帝”,遣使立齐国的国君为“东帝”,早已目无中央周室的王朝了!不过三十年之间,周代最后王朝,就被秦国所灭。

            这个历史过程,由秦孝公到秦昭襄王灭周的时期,先后也不过一百一十年左右,即公元前三百五十九年到二百五十年之间,可以说是真正新兴的秦国鼎盛时期。从此以后,不出两年,便如近代史上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诗中所说,“贾人居货移秦鼎,亭长还乡唱大风”的时代来临了!与其说秦始皇三十多年前后,是暴君“嬴政”的时代,毋宁说那是“吕不书商号”赢利最成功的时代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吕不韦的“奇货”投资计划

            有关秦始皇嬴政的身世,与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商业投资计划,这都是史有明文,不必讳言的实事。这件历史的故事,就发生在秦国灭掉周朝的前一年,也就是秦国杀名将白起的当年。

            这个时期,秦昭襄王为了谋(战)略上的需要,把太子嬴柱的宠妃夏姬所生的儿子,名叫异人(后来改名叫楚)的,交与赵国做人质。异人虽然是秦国的皇孙,但他是太子次妃所生,也并不十分得宠,所以秦国就随便把他当战略品来用。虽然有人质在赵国,照样无所顾忌地随时出兵打赵国。因此,异人在赵国,是被冷落监视的人,当然很受罪受苦。恰巧吕不韦为了生意到邯郸,碰到了异人。他以一个久经商业资讯训练的敏感眼光,便肯定地说:奇货可居也。这是说异人是一个商场大买卖上的奇货,“屯积居奇”了他,一定可以大发其财的。所以吕不韦便和异人结交做朋友。正在落难中的可怜人,而且随时有被赵国处死的可能,那是多么可怜的处境,现在居然有一个国际上的大商人、大资本家肯和他做好朋友,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,当然是高兴极了。

            过丁几天,吕不韦就对他说,你的祖父秦王年龄大了,随时会有问题。你的父亲最宠爱的妃子是华阳夫人,但她没有儿子。你的家族同辈兄弟二十多个,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,而且并不得宠。你祖父死了,你父亲继位,绝对没有机会把你立为太子,你的前途实在很难说了!异人一听,当然很明白吕不韦说的全是事实。他说,你看我要怎么办才好?吕不韦便说,秦国宫廷中,现在能够提出立哪个做太子的太孙的人,只有华阳夫人才有这个资格,我虽然是小资本的买卖人,但我愿意拿出千金来帮助你,并且我为你先去秦国打通关节,要使华阳夫人肯定立你做皇太孙。异人听了便说,如果照你的计划成功了,我如得到权位,一句话,我便和你老兄同享秦国的一切。

            因此,吕不韦先给异人五百金,叫他尽量交际宾客朋友,结识各种人才,等于现在人们的组织人才集团。另外又拿出五百金,叫他去收买那些最名贵的首饰和稀奇古怪好玩的东西。由吕不韦带着这些国际特等名牌的高贵物品,西去秦国。以吕不韦的生意头脑,没问题,到了秦国以后,先找到了华阳夫人的姊姊。当然是先吹牛又拍马,同时又再送重礼。来往于国际间的大商人、资本家谁也不免另眼相看,况且吕不韦又彬彬有礼,“币重言甘”,并不像个暴发户的样子,自然就打通门道见到华阳夫人。于是吕不韦就说,在赵国与异人结交成了好朋友,异人的做人是怎样成功,国际上的知名之士,有学问、有才能的人,都喜欢和他做朋友,真可算是众望所归的贤公子。但他本人,身在外国,昼夜都在思念父亲(秦国的太子)和夫人你两人,常常偷偷地哭泣。这些情形,只有我吕不韦最清楚,所以托我特别到秦国来,代他送上这些东西给夫人,表示他的孝心。说完了这些重要的话,表示自己很忙,就起身告辞了。

            出来以后,当然想尽办法,向华阳夫人的姊姊做工作,教她怎样办。因此华阳夫人的姊姊,就进宫对妹妹说:“你在太子身边,虽然是最得宠的妃子,但你并没有生儿子。还不趁现在年轻得宠的时候,在这班后辈的弟兄中,挑选一个前途有希望的做养子,将来年老色衰,可能还有希望做太后.如果等到年纪大了,又不得宠了,再想培养一个有希望继承王位的人,那就没有机会开口了!照我看来,这个异人,被派在赵国做人质,是代表秦国去担风险,回来了,一定是大功劳一件。他人又好,国际声望也很高。而且他知道自己在众多兄弟当中,是并不太被重视的一个。你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向太子一说,提出要收异人做儿子,太子一定会答应,那么,异人无国而有国,夫人无子而有子。你在秦国后宫的地位,就到老有靠了!”华阳夫人一听,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,于是找个机会,就向太子要求,太子为了爱她,就答应照办,并且由太子和华阳夫人出名,刻了玉符(用玉片刻上字的契约),约定以异人做华阳夫人的儿子,等于是秦王太孙,交给吕不书带去赵国交付异人。吕不韦的计划第一步成功了!等于做生意要收购别人的大公司,他总算拿到初步的草约了。

            吕不韦回到邯郸以后,一方面加紧培养异人,亲如兄弟。另一方面,他自己在邯郸找到一个绝色美人,也就是古人说“燕赵多佳人”的顶尖美女,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姨太太,很快也就怀孕了。古话说得一点也不错,“饱暖思淫欲,饥寒起盗心”。异人出入吕家,当然很容易就看到吕不韦的新姨太,她实在太美了,所以就向吕不韦要求,将这美女让给他做太太。吕不韦一听,非常生气,“朋友妻,不可嬉”。你这个人,怎么这样无礼,你在患难当中,我救你,还给你想尽办法弄到当秦国的皇太孙。现在你居然忘本,还要打我老婆的主意,我要和你绝交了!当然,异人如失去了吕不韦,自己在赵国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,毫无生命的保障,生活的艰难更不用说。在这种情况下,当然只有道歉赔罪,请求原谅拉倒。

            真戏假做,最后,吕不韦还是把这位姨太太让给异人做老婆,做为患难夫妻,可以安慰他孤身流落在异国的痛苦,至于生活一切,当然仍由吕不韦照应。不到一年,就生了儿子,取名嬴政,就是后来的秦始皇。接着,秦国又出兵打赵国,包围了邯郸。赵国人要杀掉秦国的人质异人,吕不韦就用很多钱买通看守监禁他的人,放他一家三口逃回秦国的部队里去,那当然就被秦人护送回国。异人就穿着楚国的衣服来叩见华阳夫人,因为她是楚国人。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的是楚装,更为高兴,为了纪念故乡楚国,就替异人改了名字叫“楚”(用南方习惯,就叫阿楚了)。

            吕不韦的运气真好,更名楚的异人,回到秦国不到六年,灭周朝称西帝的昭襄王嬴稷死了,历史称他为秦孝王。顺理成章地由太子嬴柱即位,不过,只当了三天的秦王也就死了。因此,皇太孙嬴楚(异人)即位,尊华阳夫人为太后,称自己的亲生母亲夏姬为夏太后,起用吕不韦为相国,封文信侯。这样就叫作“封侯拜相”,成为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富贵尊荣了!所以我常对做生意经商的朋友们说,无论如何,你也做不到吕不韦的成绩,他只看准一个货色,就投资经营,结果,岂只一本万利而已。但吕不韦真不简单,他还想做千秋的大买卖,要在文化学术思想上变成圣人,想和管仲、孔子比上一比呢!

            吕不韦做了秦国的相国,周朝的后裔东周君与少数的诸侯们计划伐秦,秦王使相国率兵灭掉东周,周朝的天下,这才正式转到“吕秦”的手里。因为异人做了秦王之后,史称为秦庄襄王,不到三年,也就死了。所生儿子嬴政十三岁即位,国事都委交相国文信侯吕不韦,叫他仲父。古代的“仲”字,是第二、中间、其次的代号。这就等于叫吕不韦是二爸爸,客气地说,便是后代所谓的干爸。所以在我们的历史上,有的说秦王朝,是与周朝先后同时亡国,应该称秦始皇为“吕政”王朝。这个问题,在历史学的观点上,也还存在着争议呢!

            史称为秦始皇的嬴政,十三岁即位为秦王,纵使聪明绝顶,到底还是一个不成年的孩子,因此,把国家政治的大权,都交给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去办。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在秦国,是大权独揽,出入宫廷内外,俨然就是一个摄政王。如果以后代历史故事作比例,他犹如西汉末期的王莽,也如满清刚刚入关初期的摄政王多尔衮。不过,吕不韦的后来,并没有像王莽一样,想取汉朝的政权而自做皇帝,也许有这种想法,或者自忖势所不能,或是才所不及。而且他在武功威权上,也不如清初的多尔衮,也只在宫廷中和太后的关系,比多尔衮大有不同。

            当他独揽秦廷朝政的十二年之间,极力供养宾客,收罗人才,集中一般读书的知识分子,为他个人出名,合著一部网罗诸子百家杂说的书---《吕氏春秋》,又名《吕览》。这部书以上古儒道不分为主旨,尤其以传统文化中的宇宙物理的五行理论科学作纲要,串连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。书作完成,悬之国门,公布如有人“增损一字”,就赏赐千金,表示比孔子的著《春秋》、刪诗书、订礼乐的气魄还要伟大。这就是古今中外,很多发了财的大老板们,和有了地位的人,最后都想挤进学术文化之林,表示自己并非“不学无术”,意图洗刷只有铜臭和臭钱之讥。如果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,正是“自卑感”在作祟,也是人情之常。但这部《吕览》,在后世的学术著作中,仍然有它的价值。不过,把它归入“杂家”之学的范围。

            吕不韦的商业政治计划,在历史上,是绝无仅有的成功。但他只知道权位和富贵的可贵,毫无学养上的“内明”和“外用”的基础。因此,他又彻底地失败,终至于身败名裂,一生很可惜,又很可怜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秦始皇从整顿宫闱着手

            吕不韦自从他的儿子“秦始皇吕政”,十三岁即位做了秦王,他表面上以皇上的干爸之尊,兼为朝廷政府的相国、文信侯,权重一时,就如秦国的宗室大臣,也不敢当面非议。尤其新王的生母皇太后,本来就是吕不韦的侍妾,现在做了寡妇,年龄也不过三十多岁。母子两个,从小在赵国邯郸的时候,本来就和吕不韦是一家人一样,现在出入宫廷,当然毫无避讳。正如史书所载,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,那也可说是人情难免的事。

           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乡下普通老百姓家庭,也会招来邻居地方上人的轻视,何况在皇宫之中,左右前后、内内外外,所谓耳目众多,岂能长久瞒得住的,而且儿子秦始皇渐渐长大了,哪有可能不知道的。吕不韦愈想愈不对,但是这个太后,对于男女关系的欲望又很大,在感情上,她又当断不断。所以吕不韦在“舍人”(随身侍从)中,找了一个叫“嫪毐”(嫪 拼音:lào;毐 拼音:ǎi)的人,假装太监,送给太后。结果,太后又生了两个私生子。要求儿子秦始皇封嫪毐为长信侯。嫪毐本是市井无赖,自是小人得志,飞扬跋扈,令人侧目。因此,宫廷中有人看不下去、就向秦始皇告密,这个时候,他也是快二十岁的人了,马上下令逮捕嫪毐。嫪毐知道了就发兵叛变。秦始皇就命相国昌平君、昌文君两人带兵围攻嫪毐,抓住他,夷三族。迁太后于萯(萯 拼音:fù)阳宫(陕西户县),杀了两个私生子。

            但秦始皇在处理这件事上,当时始终对吕不韦并无举动。到了第二年,才发布命令,免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。而秦始皇又说吕不韦侍奉先王的功劳太大了,所以不忍心杀他,罢免了他的职位,叫他离开首都咸阳,到四川去住。

            同时,因为这件事的刺激,经过秦廷宗室的提议,旧账新算,决定要驱逐各国诸侯的宾客,不准在秦国从政。这个事件的发生,在历史上,便引出一个年轻的书生李斯,当时他也是在被驱逐之列的外来宾客。为了此事,他写了一篇对秦始皇的劝告书,就是后世所流传的名文---李斯《谏逐客书》。其实,这件秦廷政变的事件,不应该说完全归罪于少年时代的秦始皇。这是秦人狭隘的本土主义作祟,是对秦廷长期任用外来人才担任政要的反弹。趁着吕不韦和嫪毐事件发生,由秦廷宗室大臣的发起,抓机会来打击从各国外来的势力。

            像这样的事,是千古以来,政治圈中派系斗争的常事,都由于人性具有极度自我、自私的弱点所形成。例如清代三百年间的政治历史上,始终存在北人与南人之争,学阀权要的门派意见之争,朝廷与外藩的权力之争。当然,不只是中国如此,欧美各国的历史也是一样,归根结底,都是人性阴暗面所造成的结果。

            以秦国来讲,自秦孝公开始,起用商鞅、张仪、范雎(雎 拼音:jū)、吕不韦乃至李斯,凡与秦国逐步富强壮大有关的历史上名臣,几乎都是外宾。秦国朝廷和秦国社会,只是坐享其成。但在浓厚的地域观念上,又始终彼此不服气,因此而形成中央在权力上的派系风暴,这是每个主政者最头痛的事。不但政治圈中,例如现在的商业集团、公司、行号、工厂、店铺,只要有三个人以上的地方,就会出现人事磨擦。好在少年的秦始皇,还算明白,看了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建议,就停止驱逐宾客,才使外来的人才不散。因为秦始皇从小跟着父母在赵国长大,而且见惯宾客成群的场合,知道利弊。换言之,当时所谓驱逐宾客,便同现在所谓的裁员,多少也有裁减冗员(冗 拼音:rǒng,冗员:闲散的,多余无用的)、减少预算的作用。但在国家的大政上,有时因此而受影响,可能会非同小可。因此,宋代的名臣苏洵(洵 拼音:xún),对于这件事的观点,大有感想,便写了一篇文章《六国论》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秦始皇的性格是如何形成?

            正当少壮盛年还只二十岁刚出头的秦始皇,登位不到十年多,就碰上宫廷內部发生重大的丑闻,而且当事人就是生母,和从小跟随长大的仲父吕不韦。大家试想,假定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是他,不可能不气疯了,也许,就会出家入山,或者造成另一种心理变态或精神分裂。所以他当时把生母(太后)迁出宫廷,住到首都的边远小邑,并且下令对这件事的处置,如有人敢谏者死。那种心理上的矛盾,是很难想象的处境。

            但在这样要命的严威中,那些死守中国文化孝道的儒生们,居然还一个接一个来劝谏,因此而被杀掉的,已经到达二十七人。这就是历史上说秦始皇是暴君的第一幕。但正在他暴怒杀谏者的时候,居然又来了一个齐国儒生叫茅焦的人,要求当面见皇帝进谏。秦始皇一听又有一个不怕死的来了,气得暴跳如雷,大叫着:“快拿大锅来,要活活地烹了这个家伙。”茅焦看了现场一眼,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他的面前说:“臣闻有生者不讳死,有国者不讳亡。死生存亡,圣主所欲急问也。陛下欲闻之乎?”秦始皇听了说: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。”茅焦说:“陛下有狂悖之行,不自知耶?车裂假父(指嫪毐,真是难听难受的话)。囊扑二弟(指其母与嫪毐所生的二子)。迁母于雍。残戮谏士。桀纣之行,不至于是矣。令天下闻之,尽瓦解无向秦者,臣窃为陛下危之。(我该说的,都说完了。)”就自己解开衣服,去伏在砍头的木桩上去。等于说,你来杀吧!谁知道这个时候的少年秦始皇,反而走下宝座来,自己承认错了,并且亲自扶他起来,立刻封他为上卿的职位。并且马上下令车队出发,他亲自驾车,空出左边的大位,去接母亲回宫,还和原来一样亲爱,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

            这也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故事。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残暴作风,他是怎么形成这种性格的?这与“大学之道”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”的教育,关系的重点又在哪里?同时也可看出古代知识分子的儒生,那种“择善固执”、“死守善道”的精神。茅焦为什么敢把生死性命当赌注,难道正如现代人的观念,真想拿命来换取侥幸的财富和地位吗?你能否认秦始皇不是有爱生母的孝心,原谅母亲所做的一切过错吗?除非被历史的主观成见固定了。不然,你会发现秦始皇确是一个可造之才,只是环境给他的命运很不幸,自小没有受过良好的教养。这些过错,还是由于吕不韦“不学无术”所造成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秦始皇的一封亲笔信

            但秦始皇对于吕不韦又怎么办呢?他踌躇考虑了一个冬天,到了第二年,罢免了他的职位,叫他到河南去住。吕不韦虽然住在河南不到一年,但各国的诸侯们,还派人随时到河南拜访联络,“不绝于道”。换言之,一个接一个,一国接一国来看他。秦始皇当然随时会有情报,愈想愈不对,愈想愈矛盾,因为他从小跟着吕不韦长大,对于他的才能、作风,甚至个性等,当然很清楚。或者可以说,他也明白自己的身世与吕不韦之间的关系。因为他的生母,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,只会懂得享受。母子从小开始,很可能是无话不谈。也许生母对吕不韦是有另一份真情的。所以可以推断秦始皇是心里明白,什么都知道的。秦始皇反复考虑了很久,又怕吕不韦不甘寂寞,另外弄出花样生事,他便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吕不韦说:“君何功于秦?秦封君河南,食十万户。君何亲于秦?号称仲父。其与家属徙(徙 拼音:xǐ,迁移)处蜀!”

            吕不韦看了信以后,知道这个儿子,现在是个完全的秦王了,不好惹,怕被他不明不白地杀了不好,还不如自己处理了好一点。因此,吕不韦便自杀了,更了却了秦始皇一桩为难的心事。也可以说,牺牲自我,完成儿子做秦王的事业。不能不说是吕不韦最后的奉献,做了一辈子生意,“天下自我得之,儿子自我失之”,亦复何憾!

            大家读历史,对于秦始皇这封简短的妙文,都很容易忽略过去。其实,这封信的内涵,真是妙不可言,由此可见秦始皇的头脑太不简单,也许是吕不韦遗传基因的作用。他第一句话就说:“你对秦国真有什么功劳好处吗?秦国还封你有十万家税收的富有资产,是为什么?”第二句话说:“你和秦国有什么亲族的关系吗?为什么我要叫你干爸?这些你自己都明白,不要我说。你应该老老实实地迁到四川住吧!”在古文,就是这样的五句话,他父子两个,心里都明白了。换言之,秦始皇表明了,“我现在是真正的嬴秦王朝的后代,我是秦王,是主人公。你过去所做的事,真的是想为了秦国吗?天知道,我明白,你还是规规矩矩在四川养老吧!不要再打什么歪主意了”。就是这样,聪明人一点就透,这是真正脱离父子关系的宣告。吕不韦知道自己调教成功的儿子,既能生之,也能杀之,所以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,年纪也老大了,只有走上自杀的一条路了。

            但是,也可说,秦始皇对于没有文化教养的生母,还是很有孝心;对于吕不韦,也是很不忍心。所以也不能一味说他是绝对的粗暴。不然,从春秋到战国,弒君杀父的诸侯王,岂只一两个而已。即如秦朝以后的帝王,派人送一把刀,一瓶毒酒,一条上吊的绳子,命令他自杀的多着呢!但秦始皇对吕不韦,并没有这样做。其故何在,殊可深思也!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灭六国者,六国也

            当秦始皇从太后与吕不韦这件内宫事故以后,可以说才正式自己亲政。他的运气真不坏,在十二年之间,消灭了当时仅存的诸侯韩、赵、燕、魏、楚、齐等六国诸侯,在这中间,最有名的历史故事,就是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。但在中国的旧历史的《纲目》上,却写着,“燕太子丹使盗劫秦王,不克。秦遂击破燕代兵,进围蓟。”这样记载的历史,所谓《紫阳(朱熹)纲目》等,是否合理,很难评论。同时又认为当时的六国,并无大罪,秦要灭掉他们,就是最大的暴政之一。这些就是后儒政治哲学思想的看法和评论,对与不对,随着时代和人类社会的文化演变,也很难说。

            其实,燕太子丹与秦始皇小的时候,同时都在赵国做人质,而且是同在患难中的好朋友,当然也认识秦始皇的父母与吕不韦。到了秦始皇即位秦王,燕太子丹又被燕国派到秦国来做人质,但秦始皇并不买账,没有特别礼遇他,只把他当一般诸侯派来的人质看待。因此,燕太子丹气愤极了,就偷偷地逃脱回国来,想尽办法找到刺客荆轲,想用暗杀的手段刺死秦王。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,就是后世中国文化武侠小说的前奏。

            如果从一个国家对敌国的角度来说,燕太子丹回国以后,不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发奋图强,来反击秦国,却出此下策,就他本身来说,实在还不及当时的三大公子,如齐公子孟尝君、赵公子信陵君、魏公子平原君,他们还能做救亡图存的工作。也许这就是战国末期的现象,真正到了人才气数已尽,徒使“吕政”孺子成名而已。所以唐代名臣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里就说过,“灭六国者,六国也,非秦也。”

            从此以后,秦始皇统一中同的天下,废弃周代以来的分封诸侯制度,划分全国行政区域为郡县,便于统治。他绝对想不到因此一举,恰好为中华民族的统一,奠定了千秋的基础。其他如北逐匈奴,修筑长城作为边防前线,南收南越等地入于版图,巡游四方各地,在咸阳大兴土木筑阿房宫。甚至在死前两年,做过历史有名的“焚书坑儒”,成为遗臭万年,矢上加尖的大暴政。他在王位二十五年,称皇帝十二年,只有五十岁就死了。三年以后,由他所建立的秦朝也亡了。如果从哲学的文学观点来看,正如宋代词人朱敦儒所吟唱:

             青史几番春梦,红尘多少奇才。    不须计较更安排,只管而今现在。
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三十、秦始皇治国之道评议

            大家不要忘了,我们是为了研究《大学》,因为讲到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”,才衔接“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”的道理。因此提到三代以下,所谓“天子”的帝王,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够得上“身修而后家齐”。而且自秦、汉以后的帝王家庭(从旧史的习惯,叫作宫廷),都是大有问题的家族,几乎没有一个是正常的“家齐”的好榜样,因此而造成历史上做领导人的帝王们,大多都是变态心理或精神病的人物。所以便引用了齐桓公与秦始皇两个变态心理的事迹,作为参考。不要听到历史,好像在听评书、讲小说故事那么有兴趣,而忘了本题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奉行秦孝公以来的法治

            如果由“齐家、治国”这个观点出发,来看秦始皇的一切,你可能不会跟着史书上的观点,随便叫他是一个暴君了。你可能非常同情他,他是因家庭身世的暧昧,引起心理变态的精神病者,长时压制着内心的痛苦和愤怒,又怕天下人看不起他,所以随时遇事,便会迁怒他人。加上他身居帝王的宝座上,由传统的宗法社会赋予他权力,社会人群不得不尊奉他为天于,自然就使喜、怒、哀、乐任性而为,变成一个骄狂自负的帝王了。至于他的治国之道,因为他本身根本缺乏儒道或他家文化的教养,可以大胆假定地说,他是完全传习了吕不韦的大商贾习气而来。现就他治国之道,只提出两点简略地来谈。

            一、严刑峻法。秦国的传统,在战国前后的一百多年以来,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建制,建立用“法”治国开始,一直到秦始皇时代,并无变更。这个时期的欧洲,也正是罗马帝国和“罗马法”建立的阶段。一个国家社会,只讲究法治的结果,也可以使国富兵强,处处有规律、有准则。但是整个社会人民,就变成缚手缚足,处处寸步难行,动辄得咎,随时可能触犯刑章,变成罪人。而且偏重用“法”治国,法理的逻辑愈严密,执行的弊端愈多。因为社会随时在变,人事也随时随地在变,法律规定也会随时随地增加。因此,立法执行的政府,变成无情的机制网。领导国家的帝王们,位在法律之上,自有特殊的裁决权,即使不是暴君,也不得不变成暴君了。任何一个大小的领导者,必定是众望所归、众怨所集的焦点。例如号称现代民主法制的美国,也正走入法律繁多的弊病,“律师”变成美国人民咒骂祸害的代名词了。所以老子说:“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。”他希望的“无为”之治,是无法规的自治。所谓:“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”是无条例的自律。孟子也说:“徒善不足以为政,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”专讲法治,最后使立法执法的人,自己也走不通了。历史上说秦始皇以“严刑峻法”治国,所以速其灭亡。其实,秦始皇懂得什么法不法的,他只是奉行秦国祖宗以来的法治,加上他个人的迁怒于人的暴行而已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焚书坑儒事件的真相

            就“焚书”来说,秦始皇是把周青臣的恭维,和淳(淳 拼音:chún)于越的争议,命令大臣们会议。结果,丞相李斯特别提出“史官非秦纪皆烧之”,“非博士官所职”都烧了。李斯当时是权倾一时的首相,又是儒者荀(荀 拼音:xún,姓)子(卿)的学生,所以秦始皇采取他的意见,就下命令写了一个“可”字。你说他是独断独行吗?如果现在依法平反,该判“焚书”之罪的是李斯和楚霸王项羽。而且当时所烧的书,是指私家藏书。但博士官有的藏书,集中在咸阳宫中,后来被项羽放一把火,连同阿房宫也一起烧了。但苏东坡却认为“焚书”的罪过,应该由荀子来负责,因为李斯是荀子的学生。

            至于“坑儒”呢?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称皇帝的时候,不但设有“博士”官职,录用来自诸侯各国的儒生们,其他在咸阳做官或吃闲饭的“宾客”还有不少人。“坑儒”的事件,发生在他死前两年,那时阿房宫也早修成了,他天天沉湎在酒色之中,自我逃避,自我麻醉,就是朝廷中的大臣们,要找他请示也很困难,不知他在哪里。他既怕死,又想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吃。那当然是百病丛生,精神很不正常的人了。照现在来说,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前列腺肥大等,甚至还有莫名其妙的多疑和恐惧症。所以他在宫中,看见从外面经过的丞相车队卫兵很威风,心里很不高兴。过几天,丞相的车队卫士减少了。他就怀疑当天跟随身边的人,泄漏他的状况,统统都拿来杀了。

            偏偏在这个时候,有儒士侯生、卢生两个人,互相谈论。背后讥笑他,并且不想为秦国做事,就偷偷逃走了。秦始皇知道了,勃然大怒说:“诸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(老百姓),使御使按之(“按”就是查办)。”历史真实的记载,便是如此。为这件事,他大发脾气,叫执法的“御史”,依法查办,也并没有说立刻要杀人。但“诸生转相告引,乃自除犯禁者,四百六十余人”。可是,一班在咸阳的儒生们,为了表示自己清白,自写坦白书、悔过书,有的还密告他人。一个牵连一个,又互相告密,因此构成犯法的,共有四百六十人,所以弄得他更暴怒了,下令把他们统统活埋了。千古以来的书生们,都是“眼高于顶,命薄如纸”,平常喜欢高谈阔论,批评说理,滔滔不绝。一旦有事,大都便推过别人,自卸罪责。这也是世情之常,令人不胜悲叹的事!

            由于这件事,虽然他没有下令要活埋天下的读节人,但确实使人很震惊,引起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们的反叛情绪。因此,他的大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,便来对他说:“诸生皆诵法孔子,今以重法绳之,臣恐天下不安。”谁知秦始皇听了,反而更加大怒,立刻下令外放扶苏,派他到上郡(延安)蒙恬所管的军区当监军(政治部主任)去了。就这样种下祸根,他死后,太监赵高假造他的遗命,要扶苏、蒙恬自杀,提早促成亡秦的后果。这就是秦始皇后期精神变态到了最严重的时候,造成所谓暴君暴行的由来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郡县为中央的“分公司”

            二、设置郡县。自三代以下,以及周朝分封诸侯建国的制度,都是从宗法氏族的传统而来,长达千年以上。所谓中国上古的分封诸侯,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部落封建,这是大有差别,不可混为一谈的。而且在周、秦时期,所谓“国”字,就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,也并不完全同于后世“国家”的概念。历来都说周朝初期分封诸侯,号称八百之多,究竟诸侯有国的数字有多少,现在很难考证核实。但在周朝所封的诸侯,并非完全是“姬”姓的家族,不像秦、汉以后的帝王们,非同姓不封王的作风。因为“姬周”建国文化的精神,正如孔子《春秋大义》所标榜的,是以“兴灭国、继绝世”为宗旨。所以当时封建的诸侯,有的是找出尧、舜以前的故国,对于人民有建功立德的后代来封侯建国的,例如炎帝的后代等。甚至把革命以后的殷朝后代,也照样分封为诸侯,决不是后世那一套赶尽杀绝的做法。这就是上古宗法社会。重视“孝”道的观念而来。我要“孝”顺我的祖宗,你也要“孝”顺你的祖宗。我要尊重我的族姓,你也要尊重你的族姓。上古人口不多,人民生活的经济来源,都靠农业生产。尽管分封诸侯各国,但农业生产的土地,仍属中央王朝所公有,只是规划为“井田”制度,达到共有共享的目的。诸侯各国,相安无事,同奉中央王朝的周室为共主。

            社会的发展,促使历史的演变,到了春秋时期,中央王朝共主的周室威望渐衰,诸侯恃强凌弱,互相吞并。尤其是传统文化精神衰落,所谓“春秋两百四十二年之间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。臣弑其君,子弑其父,屡见不鲜。战伐侵攻,不可胜数。”如果是为上代复仇复国而战的,还勉强可说是正义之战,只有二桩,其他都是仗势欺人的侵略战争而已。因此,到了战国时期,包括秦国就只有七国在互争雄长了。

            秦国是周室王朝中期所封为西北高原上的诸侯,历史文化的根基不深厚,又是新兴的诸侯之邦,为了争做雄长的霸主,就须引进外邦有文化的人才来治国建国。并且眼见自秦岭以东的各国诸侯,沉湎在老套守旧的办法,社会散漫,政治也不见得高明,因此,自秦孝公开始,就采用“法治”的主张,放弃“礼治”、“德治”的传统,专重功利为主的做法。

            恰巧在秦始皇十三岁即位那一年,韩国想用办法把秦国搞成民穷财尽,使他再也无力向东用兵。便派了一个搞水利工程,名叫“郑国”的人,到秦国去做间谍,设法说动秦国发展水利,打开泾河引进灌溉。工程到了一半,被秦国发现是韩国的阴谋,要杀了郑国。他便说:“你们现在要杀了我,没有关系,其实,我已经做到报国有功,因为你们为了做水利工程,没有出兵打韩国,等于我使韩国迟亡了几年。不过,你们要知道,这个水利工程做好了,便是你们秦国子孙万世的利益啊!”因此,秦王没有杀他。工程完成,使秦国增加四万多顷的农业生产土地,改善环境,经济增长,国家社会更加富有。但也可说使秦始皇开始对建筑工程有了认识和兴趣,所以后来要建造咸阳宫殿,建筑史无前例的“阿房宫”了。

            至于秦始皇灭六国之后,改天下为郡县的建制,推翻千年以来的传统,为后世中国留下大统一的大业、并非秦始皇有特别过人之处,那是因为他自小跟随吕不韦长大,耳濡目染,懂得大商贾的经营方法。等于现代人明白商业管理,中央是个母公司,是有绝对表决权的控股公司。天下各路的郡县,是子公司(分公司),只听总(母)公司的决策来执行业务。秦始皇懂得吕不韦的经营手法,所以决定改“封建”为郡县。例如明代的朱元璋,因为当过和尚,所以建立明朝的官职,有的是完全照寺院里僧职称呼和做法,如“都察”、“都监”,乃至封僧官为“总统”、“统领”等,都是禅门丛林制度设立的名称。

            但话说回来,秦始皇改建当时中国的天下为三十六郡,郡置守。丞相李斯的建议,也是很有力的道理。李斯认为,“五帝不相复,三代不相袭”,“周封子弟,子孙甚众,然后属疏远,相攻击如仇雠(雠 拼音:chóu,仇),天子弗能禁”等理由。

            秦始皇才说:“天下苦战斗不休,以有侯王。赖宗庙(说是靠祖宗的保佑)天下初定,又复立国,是树兵也。而求其宁息,岂不难哉!”因此,决定改制,但是,须要再交“廷尉”(中央执政的大臣们)会议通过,才付执行。

            由此来看历史的经验,要求政治和社会习惯的转变,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可是,所有的暴君,却成为改变历史的革命者,只不过坐享改革成果的,并非他本身而已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张良一席关键性的盘算

            当秦始皇死后三四年,轮到楚(项羽)汉(刘邦)相争未决的时候,郦(郦 拼音:lì,姓)食其对刘邦建议,再来分封六国的后人,必定可以得到天下人的拥护。刘邦听了,认为很对,马上叫人快速刻铸大印,就要叫郦食其代表他去分封六国的后人为王了。刚好张良进来,刘邦正在吃饭,就顺便告诉张良这件事。张良就说:

            臣请借前箸(借用你的筷子当算盘),为大王筹之(为你盘算)。汤武封桀纣之后者,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。今大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?(一)武王入殷,发粟散财,休马放牛,示不复用。今大王能之乎?(二)且天下游士,离亲戚、弃坟墓、从大王游者,徒欲望咫尺之地。今复立六国后,游士各归事其主,大王谁与取天下乎?(三)且夫楚惟无疆,六国复挠而从之,大王焉得而臣之乎?(四)诚用客谋,人事去矣!

            刘邦一听,立刻吐出嘴里的饭,大骂说:“竖儒,几败乃公事,令趣销印。”这两句古文,如照现代话坦白地说:“他妈的,这个穷酸的书呆子,几乎把老子害惨了!听他的话去办,我的大事就完蛋了!快点,快点,把那些封侯的印给我毁了!”

            由于这件历史的故事,你就可以知道,当时的人们,对于习惯已久的分封体制,是多么难以忘情啊!后来刘邦打垮项羽以后,建立汉朝的政治制度,以及官职名称和法律,大体上都是直接沿用秦朝的一套。再经过几代以后,才慢慢地有所改变。甚至到了现代,我们如果去查宗族的家谱,就会发现,注明最先的祖宗,来自颖川郡、南阳郡等地名,那就是照秦、汉旧制行政区域的专称,由此可见宗法氏族社会,对统一国家、团结民族具坚强作用的价值。但宗法氏族,不是种族问题,这可不能混为一谈。“治国”犹如“齐家”一样,你想改变自己家族们生活的旧习惯,也是很不容易的事,须从本身的“修身”开始,以身作则,有耐性,有方法地慢慢转化才行。何况“国家”是许许多多“家族”的组合体呢!
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三一、历代帝王修身齐家有几人?

           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,任何人读了《大学》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名言,都会为之首肯,认为是有道理。即使现代,美国式的民主社会,当他们要选举总统的时候,就会要求候选人的人品和家庭夫妇关系等,没有污点或缺点。这便是东方西方,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的道德要求。你看人性是多么的奇怪,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要求别人是好人,是圣人。但对自己的行为,就会有许多理由可以原谅自己,辩解自己。等于人人手里都有一把标准尺、有一天秤,到处衡量别人,是不是够得上圣贤的尺码和分量。但对于自己,就很少称量了!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“修身”从自我批评做起

            就如我们现在,讲《大学》,评历史,大胆放任批评古人,要求严格。说来惭愧,我们自己本身呢?那就很难说了。不过,你们也经常听过我的自我批评,如我一生,只有两句话,“一无所成,一无是处”,如此而已。大家喜欢研究《红楼梦》,我是不太内行,不过我最同意作者在《红楼梦》开头的几句话:“负父母养育之恩,违师友规训之德。”实际上,这两句话,就如我的自白一样。其实,读懂了《红搂梦》,就会真知“修身、齐家”的重要,也可了解人性的缺点和优点。

            由“修身、齐家”讲起,我们必须要明白,它的重点,就在自我的“修身”。身不修、家不齐而奢言治国、平天下,不是不可以,只是“偏中偏”,很少能够做到“偏中正”。为什么孔子特别推崇尧、舜?他的重点,应该是在“修身”。别的不说,你只要看我们过去传统文化教育,所注重宣扬的“二十四孝”,就可明白了。二十四孝里的人物,都是发生在有问题的家庭。所以老子说:“六亲不和有孝慈,国家昏乱有忠臣。”如果家庭没有问题,大体上说,个个不算太坏,就没有什么孝不孝的问题存在了。仁义的道理也是一样,假如人人自爱,尊重自己,同样的,也尊重别人,爱护别人,那还要说什么仁义不仁义呢!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大舜孝感天地平天下

            就以“二十四孝”来说,榜上挂头牌的第一个人,就是姚舜。大舜出生在一个最有问题的家庭,父亲顽固而且粗暴,几乎是毫无爱心的人。母亲(有说是后母)更糟糕,她是一个泼辣而嚣张的女人。他有一个弟弟,不务正业,游手好闲,而且是很自私,占有欲甚强的个性。但是世界上的父母,大多数都有偏心。他的父母,又特别偏爱小儿子,并不喜欢大舜。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,所谓“动辄得咎”,没有一天的好日子可过。但是大舜丝毫没有怨恨,挑起一家生活的担子,尽量对父母孝顺,对兄弟友爱,结果,还是被父母赶出家门,只好自谋生活,去做陶器来卖。当然,这样的人,这样的家庭,自然会被别人当故事,当笑话来谈论。因此就被帝尧知道了。经过考察,决心想培养他,就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。慢慢叫他办事,一步一步地提升他。但他的弟弟看了眼红,又贪图两个嫂嫂的姿色和家势,就想办法要谋杀大舜,故意要父母叫他凿个水井,准备在他工作中活埋了他。总算大舜知道弟弟的用心,在打井工程中,横打一个出路,没有被活埋了。但他对弟弟仍然没有仇恨的心理,不只原谅,而且照样对他友爱如初。

            古代的历史记载,文字简练,而且没有花边资料的描述,不过经过的大要,都已有了。记叙大舜是从这样的家庭环境出生,还能“修身”“而立”,做到“齐家”。后来帝尧把他放在政治中心去历练,叫他担任过各部不同的工作,最后授命他总理国政。实际上,后来帝尧在位的政绩,大多都是大舜的功劳。这样,经过了二三十年,帝尧老了,快到一百岁了,才让位于他。而在大舜担任国政的时候,他的母亲也老了,眼睛失明,看不见东西,或许是白内障之类的病。那时,医药并不发达,大舜就亲自抱着母亲的头,自己用舌头来舔母亲的眼睛。据说,“孝感动天”,他母亲的眼睛,居然被他舔好了。

            不但如此,后来帝尧死了(但有的旧史说他并没有死,他修道去了),姚舜做了三十多年的国家元首,也已活了一百多岁。他一边提升大禹总理国政,一边又自己出巡南方,过了湖南,到广西,据说,就驾崩在九嶷(嶷  拼音:yí)山那里(旧史又有记载,说他也学帝尧一样,入山修道去了)。因此,两位帝后娥皇、女英便亲自到南方来寻找大舜的下落,结果都死在湖南,据说也成神了。后世所谓的女神“湘妃”,相传就是大舜的两位帝后(称娥皇为湘君,称女英为湘妃)。

            由于这个历史故事所记载的反映,处于有大问题的家庭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之间,不但没有反面坏的结果,反而存有正面的“修身、齐家”,乃至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好榜样。所以孔子极力尊崇尧、舜,并非只为尧、舜开创文化的德政而已。可是,在周、秦以后,我们历史上历代帝王的家庭,及其自身的榜样,又是如何呢?也许那几个最好的开国之君,还都是齐桓公坏习气一部分的化身。至于那些不好的,和职业皇帝们,除了少数几个之外,更不足道矣!
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三二、刘邦打天下而不能“齐家”

            自秦始皇以后,我们的历史,由分封诸侯的体制,改变为一个统一文化与文字,统一政治体制为郡县,所谓“书同文,车同轨”的东方大国。这个时候,正当公元前二百二十年前后。讲到这里,使人联想起现代历史的故事,当在推翻满清以后,所谓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的阶段,阎锡山在山西修建的铁路,故意采用狭轨,不和全国铁路的轨道相衔接,仍然抱着“战国诸侯”和《三国演义》的思想。距离秦、汉两千年后的中国,还随时出现“战国”时代“车不同轨”的作风,你看,这有多么大的讽刺意义。

            但我们现在不是研究历史,只是讨论中国文化大系中的儒家心法。因此,讲到“修身”与“齐家”的问题,引用到历史上历朝历代为天下主的第一家庭(族)。如果再做详细的叙述,那就变成讲历史小说了。但是,历史的人事问题,不正是《大学》內涵的反证吗?

            我们的历史,从来以汉、唐开国为盛世。宋、明其次,元是蒙古族当家。清是满族当家,都要另当别论,实难要求过严。而且我在前面讲过,除了以历代开国之君为主题之外,其余的都算是“职业皇帝”,能够守成的已经不错,大多更不必要用《大学》的尺度来讨论。不过,话也不能以偏概全。在职业皇帝当中,也还有几个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,“虽不中,亦足观也矣”!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从刘邦的“龙颜”说起

            以开国的帝王来讲,例如汉高祖刘邦,除了历史上赞许他是“隆准龙颜”、“豁达大度”八个字以外,应该说还有四个字,便是“知人善任”的长处。至于什么是“隆准”,是说他鼻子长得挺拔,鼻头特别大一点,犹如相书所说,“一鼻通天,伏犀贯顶”而已。这样的人多得是,我一生也见过几个乞丐和出家的和尚,都是“隆准”,并不能因鼻子大,就可当皇帝。“龙颜”嘛,谁见过?就算古画上的“龙”吧!那副尊容,除了很有威武以外,也并不特别,平常人也有的是。用这“隆准龙颜”四个字来称赞刘邦,完全是古人写历史的大手笔、妙文。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,当了皇帝,总要说他有特别过人之处才对。等于后世的什么“龙凤之姿,天日之表”一样的句子,极其谄媚的笔墨。

            我年轻时,有一个会摸骨看相的朋友,我常对他说,你赚了别人的钱,又在骂人,坏透了。假使你敢说我是有特别的骨相,或是“龙行虎步”、“虎背熊腰”,我非揍你不可。那是你明明在骂我是个禽兽,是个动物嘛!但是,他说,老兄,我是规规矩矩照书本上来的,那些历代的英雄帝王们,不都是很喜欢这些恭维吗?看来,你是一定做不成英雄了!我们彼此哈哈大笑拉倒。至于说刘邦“豁达大度”,这一点,比较起来,可以承认,拿他前比齐桓公,后比唐太宗李世民,都有点相似之处。但也必须看看反面的文章。例如范增对项羽说,刘邦居山东时,贪财好色。现在到了咸阳以后,居然不贪取财货,又不掳掠美女,看来,其志不小,你不对付他,将来你必失败在这个人手里。后来,果不出其所料。

            我想,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,你们都很熟,尤其是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高祖、项羽“本纪”,也是大家最喜欢读的大文章,因此,我不需多说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“豁达”背后的身世和性格

            汉代开国之君的刘邦,他出身的家庭和父母,可以说,本来是一个殷实务农的人家。只有刘邦,在这个家庭中,素来就“不甘淡泊”、游手好闲、好说大话,在他家族的眼中,是一个不管家人生产,使父亲兄弟们不大喜欢的人。不过,这样的人,在每个地方、每个乡村中,都随时会出现。刘邦算是有“智、力、勇、辩”的那一类型,环境往往不能约束他的。偏偏是他运气好,吹牛说大话,吹到了一个外地来的大财主的女儿吕雉(雉 拼音:zhì)做妻子(这个大财主,历史上只称他吕公。但有说在《相经》上,记他名吕文,字叔平)。东方西方人类的文化,过去历来同样是重男轻女,所以详细记载她的资料并不多,只把重点记录在她当皇后以后的事。其实,你仔细研究,在刘邦做亭长,送囚犯,放囚犯,躲在芒砀(砀 拼音:dàng)山沟里,直到与沛县的秘书萧何、曹参联络,取得县城,称“沛公”起兵,他的妻子吕雉,都是知情参与其事的。所以后来做了皇后,设计杀韩信,是两夫妻的同谋。刘邦死后,故意请张良吃饭,是她设计促使张良早死。

            关于这一点,有人对我说,于史无据。我说,你不了解道家的“辟谷”,当然不明白,张良当时已修到可以“辟谷”不吃饭。功夫到此,忽然强迫他吃肥腻的食物,不但功夫尽失,甚至不死也要大病一场。世界上的知识太多,当然有所不知。可是吕后有人教她,因此,一饭之后,即致张良于死命,并非历史上的奇事。

            当时,在秦始皇实行“严刑峻法”以治国的时代,而且役使民工,不给酬劳,建造皇宫等工程,弄得民不聊生,到处逃亡避祸。在刘邦的家乡沛县,忽然从外地迁来一家财主吕公,等于是沛县一桩新鲜的大事。刘邦不过是一个区区的亭长,并非声名显赫的人。他在吕公过生日做寿的时候,自己一个人空手走来祝贺,在吕家的宾客签名簿上,大书送贺礼的礼金万金,然后就大模大样的自己坐在首席吃喝起来。因此有人报知主人,吕公会看相,他出来一看,大奇刘邦这个样子,而且敢大胆冒充阔老,就和他结交,准备把大女儿嫁给他。当然,吕老太婆是反对的,认为这种吹牛说大话的人靠不住。但因吕公的坚持,也无可奈何。当时的婚姻,都是由父母作主,儿女本身很少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“骄纵”的吕后实在不简单

            不过在这个历史的故事上,可以看出吕后是出身财主家庭的大小姐,不免有“骄纵”的习性,配了一个刘邦这样的丈夫,“豁达”对“骄纵”,倒也情投意合。但对她的身世,刘邦总不免会礼让她一点,不一定是怕老婆,只能说总有一点自卑感,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况且吕后是个聪明人,从结婚以后,便一直参与外事。历史上说,当刘邦放了囚犯,逃亡在芒砀山泽之间,只有吕后知道他在哪里,常常送饭给他吃。暗地也有人问她,你怎么会知道他躲在那里?她就说,刘邦人在哪里,哪个地方,就有云气罩着,只有我看得出来,所以知道他在那里。这是“欺人”,还是“自欺”,姑且不论,但可知道她是参与同谋的。如果照近年来社会上流行迷信气功的话,就会说,那里有磁场,我会知道。

            平常读历史或看小说,最奇怪的事,从来在历史和小说的节骨眼儿上,几乎很少提到金钱和经济的事。例如说《三国演义》吧!刘、关、张三人结拜,要起义,经费哪里来?其实,《三国志》已有说明,是中山大商张世干、苏双等,“赀累千金,贩马周旋于涿郡。见而异之,乃多与金财”,刘备才有资本招兵买马。曹操起兵的经费来源,据《三国志》所载,是“散家财、合义兵,将以诛董卓”。但另如《世说》所载,“陈留孝廉卫兹,以家财资太祖(曹操),使起兵,众有五千人”。大概古代文人自命清高,不喜欢谈钱,一谈钱,就俗气了。其次,许多武侠小说,甚至爱情小说,也很少提到钱和经费来源。那些侠客,都豪气干云,上酒店,吃饭馆,非常阔气,既不做工,又不经商,钱从哪里来?难道做了侠客,都有“呼风唤雨,撒豆成钱”的本事吗?至于爱情小说,更不用说了,爱情就胜过馒头和面包,还谈什么钱呢!

            我们因为讲到刘邦和他妻子吕后的家世,可以大胆的假定,当刘邦在草泽中,收聚流亡起兵时的初步资财,是靠吕后娘家的资助。所以打下天下,当了皇帝以后,不但在感情上,是习惯性的敬畏老婆三分,在利害关系上,吕后始终是可以“颐指气使”,俨然是站在“老板娘”当家的惯例上做事。因此形成汉朝三四百年的天下,始终是受“女主”和“外戚”所左右的家族政风。从形而上哲学的观点上讲,大自天下国家的政治,小至家庭个人的处事,真正的善恶是非,是因时因地为准,很难下定论。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转变,是非善恶,也有所颠倒。但只有因果的定律,是绝对肯定的,乃至唯物世界的一切科学法则,也不能违背因果律的原则。

            尤其刘邦和吕后,在家庭夫妇关系上,非常玄妙,历史上的记载,也并没有为他隐饰。刘邦与项羽的战争,所谓大小几十战斗,刘邦都是打败仗;最后一战,项羽乌江自刎,都归功于韩信的战略成功。当刘邦在彭城打了败仗逃走,项羽就俘虏了刘邦的父亲“太公”和妻子吕后,作为人质。后来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故事,项羽与刘邦面对面在战线上谈判,项羽绑着刘邦的父亲“太公”说,再不投降,我就烹宰了你的父亲。刘邦装着很轻松地说,“吾翁即若翁”,“则幸分吾一杯羹”。我和你本来是好朋友,我的父亲,就是你的父亲。你如果烹了他,请你分一碗肉汤给我喝!这种无赖的作风,项羽是很看不起的,结果还是放了太公和吕后。

            有一个人,叫审食其,从沛县开始,就为刘邦、吕后做管家的总务,过去官称的职务叫“舍人”。当太公和吕后被项羽掳去做人质的时期,审食其也一直跟随吕后做人质的副件。历史上只用一个字,“幸”于吕后,便知道了。事实上,他就是吕后的情夫。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以后,还封审食其做“辟阳侯”。侯爵不是小官,张良有大功,也不过是“留侯”的侯爵。所以后人有诗说,“汉王真大度,容得辟阳侯”。

            一直到刘邦死后,吕后专政,审食其与陈平同做丞相。吕后想把刘家的天下变成吕家的天下,审食其可以说是参与其事的。最后,吕氏夺权的力量垮了,由刘邦另外一个儿子刘恒即位,就是汉文帝,也没有处置他,只把他罢免了相位,他还能老死在家中。这个审食其,也可算是历史上的奇人奇事,岂不是俗话说的“有福之人不要忙”吗?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史书给刘邦的短评

            世界上最使人乐意拼命追求的东西,便是钱财和权位,但使人最容易堕落到丧心病狂的,也便是钱财和权位。证之历史上古往今来,上至帝王将相,下而平民老百姓,本来在贫贱的时候,还是一个平凡的好人。如果运气好,忽然发达了,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就以我个人的一生,见过也经过现代史上几次大风大浪,看到的接触到的人物各行各业也不少,对照历史的经验,可以说始终不因得意、失意而变更人品的,实在不多见。

            如果以汉高祖刘邦来说,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文化基础的人,自起兵统将以来,直到做了皇帝,他那种“漫不在乎”的“豁达”个性,变得并不太大。只是从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,对人对事的见识增加,心机就更深沉了。

            历史上,对他的一生,很坦然地说:

            初,高祖不修文学,而性明达。好谋能听,自监门戍卒,见之如旧。初顺民心,作三章之约。天下既定,令萧何次律令(顺势大略修改秦法)。韩信申军法。张苍定章程(定度、量,衡准则)。叔孙通制礼仪。虽日不暇给,规模宏远矣。

            但对于文化教化,自秦政以后,刘邦并无建树,还属于草昧初创的格局。

            当刘邦建立汉朝做了皇帝,在位的六七年之间,吕后还能自制,并没有作出想夺取政权,过于跋扈嚣张的举动。只为儿子刘盈做太子的事,求张良的指教,请了“商山四皓”来保驾,使刘邦放弃了另立一个宠妃戚姬的儿子如意做太子的意图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刘邦与吕后之间的钩心斗角

            等到刘邦一死,他的儿子刘盈即位为惠帝,她就设法毒死了如意。又把他的生母戚姬斩断手足,挖去眼睛,弄坏她的听觉,迫她吃药变成哑巴,再把她放在厕所里,叫做“人彘(彘 拼音:zhì,猪)”。叫自己的皇帝儿子刘盈来看。刘盈是个好心人,看后大惊大哭,就病倒了,对他的母亲吕太后说:“这不是人做的事。我虽然是你的儿子,恐怕不能担任皇帝治理天下了。”因此,就故意服食刺激性欲的兴奋剂,天天在宫中玩女人,不大理会国政。勉勉强强在位七年,只有二十岁就死了。这个时候的吕太后,还不到五十岁的人。在历史上,就由她开始有太后“临朝称制”的创举,也可以说,由她专制独裁了八年,大量起用娘家吕氏的兄弟子侄辈,掌握军政大权,预备把汉朝的天下,换刘家成吕家。

            由于这个历史真实故事,你可了解到夫妇家庭在权势利害的关系上,就会变更心志,换了一个与平常正常人格不同的心思。从爱情变成仇雠(雠 拼音:chóu,仇),由仁慈变成凶残,甚至亲生父子之间、母子之间,也会变做仇人。当然不只是女性如此,男性也会有同样情况。这种情形,岂只在权势富贵中心的帝王家族,即使在三家村里,有一两亩薄田的农家,也随时随地可见的。

            所以在战国末期,几乎与孟子先后同时的大儒荀子(卿),就对“人性本善”的观点并不同意,认为“人性”天生是“恶”的,须要教化学养才能使它从善。因此,他对曾子、子思秉承孔门遗教,认定“人性本善”的说法,大加反对。所以由他教出来半途退学的学生李斯,受其影响很大,后来帮助秦始皇厉行“严刑峻法”的暴政,是从确信“人性本恶”的基本立场出发。历史政治的背后,始终是受一种哲学思想所排演的活剧。因此,宋儒苏东坡也认为李斯的罪过,是该由荀子来负责的。其实,关于人性的本来,是善或是恶,乃至不善不恶,非善非恶的问题,几千年来,东西文化始终还争论不休,我们这次不讲这个专题,姑且不论。

            现在,我们再回过头来,只讲汉朝初建的刘家媳妇吕后,由她从小骄纵个性开始,到了她的中年,丈夫刘邦打下天下做了皇帝,自己也跟着成功做了皇后,正如刘邦对他自己父亲说的:“当年你都说兄弟们成器,你看我不会生产弄钱,管家里的事,很不高兴。现在你看我比兄弟们,为刘家可赚得多吧!”说得他父亲“太公”很不好意思。这个从有钱的“吕家”嫁过来的大小姐,那种心情,比起刘邦,更是志得意满,不可一世了。但她是聪明人,担心的是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刘盈,依照传统宗法社会的惯例,理当做太子,将来好做皇帝,管理这个刘家天下的大财富。偏偏刘邦又特别宠爱另一个妃子戚姬,还想把她所生的儿子如意立为太子。这对她的威胁太大了,真是又气又恨。总算想尽办法,最后请教张良,请来“商山四皓”保住了儿子做太子的职位。但由于这个刺激,造成她的恐惧、怨恨、妒嫉等错综复杂的心理变态。加上她正在女性更年期前后,由生理影响而促使心理变态。

            所以刘邦一死,她就更加慌张,儿子又小,朝中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大臣还不少,不一定都靠得住,尤其对她也不一定服气,自己势孤力单,怎么办?当时那个宫廷局面,是太紧张了,只有哭。幸得张良有个孙子名“辟强”的,虽然只有十五岁,但见解聪明,犹如他的祖父,他为丞相陈平出主意说:“太后现在最怕的是你们这班老臣,那即位做皇帝的儿子又小,如果你们把她娘家的兄弟都封了重要职位,她心里就比较踏实,就好办了。”因此,吕氏娘家的兄弟们,就一举把握了朝政。后来所形成的那种“政治心理病变”也是够可怜的。

            其实,她和刘邦一样,都是很有潜在机智的人,真是汉初一对半斤八两的活宝。当刘邦生病要死的时候,她找来医生为他诊治,刘邦就对她大骂说: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,取天下,此非天命乎?命乃在天,虽扁鹊何益?罢之。”刘邦为什么不肯接受吕后请来医生的治疗?他为什么又再三要改立太子,可以说,他深知吕后,其志不小,太不简单。由此可见,他们夫妻在权势上的利害冲突早就存在,你看是多么复杂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为刘汉后代的悲剧奏了序曲

            所以他的后代子孙汉武帝刘彻,想立他所爱的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做太子,就很忍心地赐钩弋夫人自杀。然后他问左右,外面的人们,怎么评论这件事。左右对他说:“人言立其子,何去其母乎?”刘彻听了说:“然!是非尔曹愚人之所知也。往古国家所以乱,由主少母壮也。女主独居骄蹇(蹇 拼音:jiǎn,傲慢),淫乱自恣(恣 拼音:zì,放纵),莫能禁也。汝不闻吕后邪?故不得不先去之也。”这就是刘邦、吕后两夫妻钩心斗角的反弹,留给他的子孙汉武帝忍心杀爱人的历史经验谈。

            再看吕后的聪明,比刘邦也差不到哪里去。当她临朝称制,等于做了八年的女皇帝,临死以前,告诫兄弟吕禄、吕产说:“我崩,大臣恐为变,必据兵卫宫,慎勿送丧,为人所制。”可见她也早有先见之明,真也不简单。只可惜她的兄弟比她差太远了。但她们夫妻的故事,在西汉、东汉两朝的末代,变更剧本,始终反反复复在重演,非常可悲可叹。由此看来历史与人生,再三反思,便知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教育学养的原则,是有多么重要啊!既有先见之明,知道人心难测而必有变,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“齐家”、可以“治国”吗?
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三三、慈惠爱人的汉文帝

            到了汉高祖刘邦死后,吕后临朝称制,这中间前前后后二十年,除了汉室王朝宫廷在内斗以外,刘汉王朝初期的政治、社会、文化教育等方面,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。总算天下不打仗了,全国人民可以喘一口气。汉朝真正奠定立国基础的,应该是从汉高祖的小儿子刘恒开始,照旧历史的称呼,叫他汉文帝,这个阶段,正是公元前一七九年到前一五八年。

            刘家汉朝的天下,经过吕后夺权一幕以后,当年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老臣们,大多已经亡故。只有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等少数几位恪守宗法社会传统的旧规,商议在刘邦亲生的儿子中,另选一个来继位。因此,研究的结果,认为刘邦的中子代王刘恒最为合适。他就是后来历史上所认为的宽厚、仁慈、节俭的好皇帝。在汉朝的政治上,刘恒和他的儿子刘启汉景帝,被公认推崇为“文景之治”的仁政好榜样。其实,刘恒与他的父亲刘邦,在一起过着宫廷生活的时间不长,而且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好好教育。何以后来他能成为一个汉代开创守成的好皇帝?他除了命运以外,还有是得力于母教的影响,才有后来的成就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得力于母亲的教诲

            汉文帝刘恒的母亲姓薄,她原来本是南方的吴国人。在秦政的末期,天下大乱,魏豹自立为王。他听汉初一位看相的名女人许负说过,薄姬有贵相,将来贵不可言。因为许负善相的名气很大,她也相过吕后,所以魏豹就迫使薄姬的母亲,把她送进魏王的內宫。后来魏豹战败被俘虏了。她也成为战利品的俘虏,归到汉王所属的纺织厂里做织布等工作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刘邦看见了她,就很喜欢,把她提升到内宫来,作为自己的妃子,封她为薄姬,生个儿子就是刘恒。可以想象,她很会自处之道,所以没有像戚妃一样,被吕后忌妒痛恨。刘邦当了皇帝,刘恒只有八岁,就被封为代王。现在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带,就属于当时“代”的管辖范围,算是北方苦寒的地带,而且是北方边防匈奴的前线要塞。

            薄姬母因子贵,抓住机会,认为儿子太小,封王守边疆,不放心,恳切请求刘邦要跟着儿子去代北。其实,她早已看透汉室的宫廷,矛盾太大太复杂,又怕吕后会谋害她的儿子,所以想远远避开。边防要塞虽然苦寒危险,但比起在宫廷中的危机,就平安得多了。她的聪明,正合于孔子所说,“贤者避世,其次避地”的道理。事实上,她是有文化程度、有教养的一位贤母,她喜欢读《老子》,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有认识,懂得谦退为上策。因此,她达到了愿望,跟着儿子刘恒到北方,成为代王的太后。但却没有想到她的儿子后来居然做了皇帝,她也正式被尊封为皇太后。事实上,汉文帝刘恒的一生,受母教影响很大,他以黄(帝)老(子)之道的学术思想治天下,正当天下人心厌乱思治的时候,全国上下,需要休养生息。他力守老子所教的“三宝”法则:“一曰慈、二曰俭、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因此,才贏得后来历史上有名的“文景之治”的美誉。而且,也可以说,汉代刘家的天下,到他手里,才是真正奠定汉朝根基的开始。刘邦提三尺剑,于马上取天下,不能在马上治之。他的儿子刘恒,却能以道德文治守天下,才能建立了一两百年的西汉王朝。所以在他死后,大家议定他的谥号,够得上称一个“文”字,因此被尊称为“汉文帝”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两封信就化解了两场兵灾

            当汉朝大臣们决定迎接代王刘恒来京的时候,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,不免心里有所顾虑。经过与他的部下等会议讨论,郎中令(秘书长)张武意存顾忌,认为“汉大臣习兵多诈,愿称疾毋往”。但中尉(主管军事的)宋昌提出四点理由,认为应该去。因此,他就带了宋昌、张武等六个高级部下直达长安。到了西安城外渭桥边,汉朝的大臣们都出来接驾、跪拜称臣,但刘恒的作风不同,他不但不以准皇帝自居,而且还不以王子的身份自重,亲自下车向大臣们答拜。这个时候,重臣周勃就起来对刘恒说,要求单独向他汇报几句话。宋昌马上就说:“所言公,公言之。所言私,王者无私。”周勃被宋昌顶得没有办法了,只好跪着把玺符(皂帝的大印信)呈上。但刘恒接过印信,还说,我们大家到了城里官邸再商量吧!

            当然,最后还是他即位做了皇帝。他登基时的第一道命令,就是“大赦天下”。第二道命令,“定振穷、养老”,“令四方毋来献”(即通知各地不要向皇帝奉献任何宝物)。但在那个时候,长江以南,还有一个在广东的南越王赵佗,他是河北真定人,和汉高祖刘邦,都是同时起兵的人,因为不满汉朝的内政,自己要独立称帝,情况相当严峻。你看汉文帝怎么办,他一不动兵,二不震怒,只是以后辈身份,写了一封信给赵佗,就使赵佗乖乖地收兵称臣了。(有关这封信,我在讲《老子他说》时已经发表说明,那时还引发当代一件大事,也真有趣,将来再说吧!)后来对于长期侵略入寇北方的匈奴,他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匈奴,得以暂时和平相处。至于“减轻刑法”而除“肉刑”等等,都是被后来历代所歌颂,引为政治的好榜样。

            所以历史上对他的定评,大致都说,“慈惠爱人曰文”,又说:

            汉兴,扫除烦苛,与民休息。至于孝文,加之以恭俭,专务以德化民,是以海内富庶,兴于礼义。断狱数百,几至刑措。至于制度礼乐,则谦逊而未遑也。

            这些评语,其中说到他的时代,他能做到使司法公正清明,几乎做到很少人犯重大的刑事案件。至于重兴文化的工作,他自己也认为还没有做到。因为他只有四十六岁就死了。但他的母亲皇太后还健在。他死了以后,人们更钦佩敬重他俭朴的道德,说他在“帝位二十二三年间,车骑服御,无所增益。有不便,辄弛以利民。尝欲作露台,召匠计之,值百金”。他说:“百金,中人十家之产也。吾奉先帝宫室,常恐羞之,何以台为!”史书又记载他:

            身衣弋(黑色)绨(绨 拼音:tí,厚茧丝袍)。所幸慎夫人,衣不曳(曳 拼音:yè,拉,牵引)地,帷帐无文绣,以示敦朴为天下先。张武等受赂金钱,觉,更加赏赐,以愧其心。专务以德化民,是以海内安宁,后世鲜及之。

             ■ 贾谊堪问唯鬼神

            讲到这里,使我联想到小的时候读书,先生们教读古文贾谊《过秦论》、《治安策》。又读李商隐吊贾谊的名诗:

             宣室求贤访逐臣,贾生才调更无论。  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
            对于贾谊,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惋惜。也认为汉文帝不用这个人才,真是失策。

            后来自读历史,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加上人生的各种经历,才发现并不如此。贾谊生在汉文帝的时代,青年有才,也有远见。但在那个时候对汉文帝所提的意见,他实在不能接受,也无法采用。譬如一个平民,在万分艰难中发了大财,变成了一个大富翁、大企业家。但他刚死,家庭有大变故,这个家族事业也岌岌可危。但这个儿子在危急中刚刚接手当家,要在艰难紊乱中安定整理家族事业,只能求于安稳中振兴旧业。明知还有许多很严重的隐忧存在,但在这个阶段,是不能用大刀阔斧来变更它的,否则,会牵一发而动全身,整个事业前途会受影响,甚至前功尽弃。这种情形,只有身在其位,担当重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。不是像贾谊一样,少年书生,充其量只在这个大家庭做小职员,冷眼旁观,看出毛病,就希望少老板要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。古往今来,一般的有才有学的青年知识分子,犹如贾谊一样多得是。唐代李商隐的处境,更不如贾谊,但自命不凡,所以写了这首名诗,他不是吊贾谊,其实,是在自怨自艾。

            汉文帝呢?他看过贾谊的文章,也很欣赏他的才华,但也知道他的空谈理想是行不通的。因此,即使找他来谈谈哲学的形而上问题,问问他对于鬼神问题的看法或许谈得起劲,直到半夜;但有关苍生社稷的事,汉文帝心头明亮,自认为比他清楚得多了,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千古文人,大都如此。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,像我一样,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,就无所谓了。

               ■ 汉武帝、元帝文化政策的流弊

            当汉文帝执政做皇帝的阶段,还没有刻意来做重兴文化的事业。直到他的孙子汉武帝时期,才开始作复兴文化的措施。而汉武帝受公孙弘、董仲舒的影响,“罢黜百家,一尊于儒”,便开始扼杀“诸子百家”开放思想的发展了。尤其到了汉元帝时代,完全确定以偏重儒家学术思想为主,才形成汉儒以注疏、训诂、考据为重的“汉学”。这个阶段,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火烧咸阳,已有七十多年了。可见革命性的破坏打倒旧传统是比较容易,但要重新建立文化,想做继往开来的大事业,就不是那样简单了。这也正合了传统文化的句名言:“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。”而贪财好色,好酒使气容易,好文就不比好财好色那么轻易了!汉元帝偏好儒家,并非罪恶,但心有所偏,正违反了《大学》所说的,其心已不得其正的过错。尤其不知《易经·系传》所说“道并行而不相悖”的传统儒家的精神文明,因此,可说使周、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散失,以及西汉王朝的衰亡,也正是从汉元帝手里开始。

            总之,我们为了讲到《大学》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”的一节,就插进来引用历史上帝王家庭大多陷于“家不能齐”的事实,作为说明。因此,不知不觉耽误了很多时间,而且说了许多有关历史事迹的废话。如果再来讲历来一朝一代的历史,那就离题更远了。所以,先到这里煞住为妙。况且研究历史,不免容易引发感慨,尤其要把经(四书、五经)史合参,鉴古明今,就更加吃力不讨好了!到这里忽然想起清代诗人张问陶(船山)《读史》的一首诗,可以借用暂时作一结论:

             一编青史太陈陈,上下千秋笑转轮。  治乱凭天如有数,安危注意恐无人。  只闻叔世多豪杰,不信深山有隐沦。  叹息典谟三五册,万年难遇此君臣。

            有关张船山这首诗,只要把起首两句和最后两句合为七绝,也就足够说明古往今来的历史,都是古版今印,但有人事的不同,内容大体上都是轮回旋转,翻来覆去差不多。他说除了《尚书》上所保存的有关尧、舜、禹等三五篇上古流传的好榜样以外,如果后世要想再碰上那些圣帝贤相,恐怕是永远的梦想,难以成为事实了!(诗中所说的"典谟",是指《尚书》的尧典、舜典、大禹谟、皋陶谟、益稷谟等篇。)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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