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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十五篇 卫灵公第十五

            时间:2015/7/2 9:15:37  点击:1619 次
           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。孔子对曰:俎豆之事,则尝闻之矣;军旅之事,未之学也。明人遂行。在陈绝粮,从者病,莫能兴。子路愠见曰:君子亦有穷乎?子曰: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!

            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卫国,卫灵公就向孔子请教军事作战的事。孔子并不是不懂,但提问题的是卫灵公这个人,孔子就不答复他。孔子希望他不要发动战争。对侵略的战争,孔子是反对的。所以孔子说对于俎豆之事——俎豆就是行大礼的祭器,以现在的观念讲,代表礼乐文化的真精神——我还懂;军事学我还没学过,对不起,我不懂。第二天就离开卫国,到了陈国,结果饿饭,粮食断了,还带了一大批学生。绝粮的种因就在这里。

            跟着他的学生,因此病得躺下,起不来的很多。这时子路很不高兴,颇有怨言,脸色很难看,跑去对孔子说,老师你天天讲道德、学问,讲了半天,结果怎样?现在同学们都快饿死了。君子!君子竟然穷得这么倒楣?孔子说,君子才能够守穷,换句话说,要看什么人才有资格穷,只有君子才有受穷的资格,虽然处在贫困中,还是能够信仰坚定,不动摇。如果是小人,则相反,一穷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了。受不了穷就不算君子。

            讲到穷与不穷,也是很妙的,有些境界是须要修养才能达到的,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点之一。古代历史上这类的人很多。像明朝一位名士(一时记不起名字来了,很抱歉。)是大画家,诗文也非常好,穷得不得了,第二天没有米下锅了,头天晚上还坐在树下赏月吟诗。太太唠叨他:“明天没有米,还作诗!”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说:“时间距明天早晨还有好几个时辰哩!明天的事明天管,现在还是看月亮吧,风景太好了。”这是文人的修养,但是这种文人修养的胸襟、器度,又谈何容易。总而言之,一个人要在心理上构成一个中心思想,自己要有个境界。假使内在没有一个东西,人生是相当空虚的。有事情做,忙的时候不觉得,如果一个人把事放下来,处在清灵当中,就要受不了啦!这个穷还不只是指经济环境穷,人到了穷途末路,上了年纪,万事俱空,儿女离开了身边,老伴也去了,冷清清一个人,的确不好受。这个时候,必须自己有自己天地中“性天风月”,自己有自己的修养才行。有了这个境界,才能做到“君子固穷”。

            又说一贯

            下面等于注解了上面一段。

            子曰:赐也,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?对曰:然,非与?曰:非也!予一以贯之。

            在讲上论时,孔子对曾参所说的那一段“一以贯之”,我们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,讨论了三、四个小时。现在这四个字,不加以申论了。这一段是孔子对子贡讲的。在文字上先解决“识”这个字的意义,是“志”,也是“记”的意思;“记下来”,“记得”的意思。我们提出来研究的,一再说孔门所讲的学问不是知识,再三强调学问是作人做事;文学、科学、哲学等等才是知识。从孔子这里的话,也可证明我们这个观念是对的。

            他告诉子贡说,你以为我的学问,是从多方面的学习而记闻来的吗?(后世所谓“博闻强记”这只是知识。)子贡说,对呀!我们认为你是这样来的,难道我们的观念错了?孔子则说,我的学问是得到一个东西,懂了以后,一通百通。孔子这个话是事实,这个东西,这个“一”是很难解释的,不容易讲出来的。过去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,宋儒解释为“静”,要在静中养其端倪。所以后来打坐,儒家、道家、佛家都是这样,静坐中间慢慢涵养,而以明心见性为宗旨标的。什么是明心见性?像上午刚有人问起,什么是佛?我告诉他,佛只是一个代号,实际上就是人性的本源。儒家讲善与恶,是人性作用的两个现象。作用不是善就是恶,不是好的就是坏的。那个能使你善,能使你恶的,不属于善、恶范围中的东西,如果我们找到了,就是它,佛家叫作佛,道家叫作道,儒家叫作仁。用什么方法去找?儒、释、道三家都是从所谓打坐着手,在静中慢慢体认,回转来找自己本性的那个东西,就叫作“一”。老子也叫它作“一”。再讨论下去就很多了,就属于纯粹的哲学范围了。

            这里孔子就说自己的学问不是靠知识来的。这是一个大问题。要研究什么是孔子的学问,这个地方就是中心了。我们讲来讲去,讲死了也没有办法说出来的。举一个例子来说,老子说: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,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。”什么是学?普通的知识,一天天累积起来,每天知识累积增加起来就是学。为道呢?是损,要丢掉,到最后连“丢掉”都要丢掉;到了空灵自在的境界,这还不够。连空灵自在都要丢掉。最后到了无,真正人性的本源就自然发现了。

            孔子这里就是说,不要以为我的学问是“益”,一点点累积起来的知识,而是找到了这个“一”,豁然贯通,什么都懂了。的的确确有“一”这么个东西。从我们的经验,知道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就是要增加人生的经验,其实这还是不够的,必须加一句“交万个友”,还要交一万个朋友,各色人等都接触了,这样学问就差不多了。由学问中再超脱、升华,可以达到“本源自性”的地步了。

            子曰:由,知德者鲜矣!

            孔子告诉子路,他说子由啊!时代变了。德是用,道是体。现在的人,知道由道的基本,起德业作用的很少了。

            子曰:无为而治者,其舜也与!夫何为哉?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            一般人说儒家的人反对道家,说道家所提倡的“无为而治”,就是让当领袖的,万事都不要管,交给几个部下去管就是。这样解释道家的“无为”,是错误的。实际上道家的“无为”,也就是“无不为”,以道家的精神做事作人,做到外表看来不着痕迹,不费周章。譬如盖一栋屋子,就在最初,把这栋房子将来可能发生的毛病,都逐次弥补好了。所以在盖完了以后,看起来轻而易举,不费什么,而事实上把可能发生的漏洞,事先都弥补了,没有了,这就叫“无为”。换句话说,就是现在已经看到,某一件事在将来某一个时候可能发生问题,而现在先把问题解决了,不再出毛病,这就是道家的“无为而治”,这是很难做到的。并不是不做事、不管事叫做“无为”。

            孔子在这里也提到,无为而治,使天下大治是不容易的,只有上古时代的尧舜才做到。怎样无为?对自己恭敬严肃,正南面而已矣。中国古礼,当皇帝,坐国家领导人的位置,一定是坐北向南。这里的意思是自己道德修正好,以这个风气,影响部下一层一层的负责。

            使节的信条

            子张问行。子曰:言忠信,行笃敬,虽蛮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,虽州里行乎哉?立,则见其参于前也。在舆,则见其倚于衡也。夫然后行。子张书诸绅。

            这个“行”,包括两种意义,一个是指行为;一个是指古代“行人之官”的行,也就是外交工作。大家都知道苏武的故事,他当时的出使,便是行。后来,他回到汉朝,封的官是典属国,等于是现在的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,或外交部司长,管理附属的国家。所以很多人替苏武不平,认为汉朝待人并不厚,苏武那么辛苦,那么忠毅,回来只封这个官,太小了。古代的“行人”就是派出去办外交的专使、大使。

            这位在上论中学干禄的子张老兄,这时正在作行人,办外交的事,请教孔子要怎样办外交。孔子告诉了他千古名言。中国文化中的这位圣人实在是了不起,他对官式外交和国民外交的原则早已说了。我们现在的国民外交更普遍,但待人接物的原则,古今如一。第一,对人绝对诚恳,不要玩手段,正直坦率,这是最高的礼貌。第二,和不同文化、不同风俗习惯的人相处,不要表现得太关心,过分的关心,也许被认为干涉他们的自由,他们没有互相关心的习惯,反而感到麻烦。这不是说外国人不对,我们才对,这是文化基础不同。了解这一点,和任何一国人的交往都差不多。这里孔子告诉子张,言语要“忠信”。忠,就是直心;信,讲出的话一定兑现。行为态度上要“笃敬”,忠厚而诚敬。做到了这样,就是野蛮的人也可和他往来。“蛮貊”在中国古代,是指边疆的落后地区。

            讲到边疆,问题又来了,中国的安定,先看边疆。试看几百年来所发生的问题,都是边疆问题,边疆影响了国防问题。我曾在边疆做过事,发现还是我们汉人坏,有知识,聪明而欺负人。所以边疆人恨汉人,并不完全因为边疆人野蛮,而汉人没有做到“言忠信,行笃敬”。例如在西南各特别地区,汉人用几根缝衣服的针,换人家十几张牛皮;有的还骗他们财物、女人。这种人实在不是人,太狠心了。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孙,对边疆问题多多留意,“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,虽州里行乎哉?”这句话的“虽”字很重要,如果“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”,就是自己的邻居,本州本里都走不通。在态度上,站就规规矩矩站在那里,随时好像面对长辈那样恭敬;坐在车上,就规规矩矩坐,身心修养,做到言行一致,就可以担当行人的任务了。子张听了孔子这些话,就写在衣服的衣带上,准备随时警惕自己,加以注意。

            从这里开始,编排方式略有变化,看起来一条一条,都是为人处世的道理,但同上论的第五篇互相呼应,便很切实。

            下面就提到两个人:

            子曰:直哉!史鱼。邦有道如矢,邦无道如矢。君子哉!蘧伯玉。邦有道则仕,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

           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。史鱼是卫国的大夫。孔子说他非常直,不管在哪种环境之下,不论国家社会混乱或者安定,他的行为、言谈,像射出去的箭一样,都是直的,不转弯的。在现在的社会上,仍然有很多这一类的人,但他们处世是落落寡合的,常会受到打击,遭遇种种痛苦。可是这种人天生个性就是走直道,直到不管什么环境,平时也好,乱世也好,邦有道也好,邦无道也好,他的言行永远像一支箭一样。同时“矢”字也代表了尖锐的意思。有些人心肠非常好,做朋友好极了,因为他能说直话,可是有时候嘴巴太厉害,说的话如割人的肉一样,使人受不了。但我们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,出发点是善意的。当然这就牵涉到修养问题,尤其领导人有这样的部下,往往很难受的,因此做领导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。有时碰到这种讲直话的人,一次、二次、三次能够接受,到了四、五、六次实在受不了。但是这一类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干部,就必须放过他的尖锐直言,先要有准备哈哈大笑的容量,否则就不行。

            孔子接着就说蘧伯玉(前面再三提到蘧伯玉,称赞他的行谊。)这个人了不起,国家社会有道时,出来做事,担当大任务,但在邦无道,国家社会紊乱的时候,他就卷而怀之,不发牢骚,也没有什么怨言。他认为时代转变如无法挽回时,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画一样,卷起来怀之,收藏起来,就不说话了,没有表现了。

            这两个人,也是典型的对照。一种人是无论什么时间,什么地区,都宁可直道而行,不转弯,这是干部中很好的。一种是像蘧伯玉这样的人,比较才具大,而且有一个基本修养,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,如孟子说的“达则兼善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。”这个话我们都晓得讲,但等到真穷,真困难的时候,退下来“卷而怀之”,“独善其身”,往往心有不甘,这是很难的基本修养。

            下面引申这个道理。

            子曰:可与言而不与之言,失人。不可与言而与之言,失言。知者不失人,亦不失言。

            这是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很难。孔子说:一个人可以和他讲直话,但自己怕得罪人,不像史鱼一样肯对他讲直话,这就对不起人,是不对的。是自己的朋友,如看到他发生错误,宁可下一个警告,乃至他现在因此对自己不谅解都可以,自己还认他是朋友,他可以怨恨我,等到他失败了,会想到自己的话是对的,那就对得起人。所以在可以讲话的情形下,而不和他讲话,是对不起人,不应该的。有时候有些人,无法和他讲直话,如果对他讲直话,不但浪费,而且得罪人。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,应说的时候直说。既不失人,也不失言。这个道理使我们想到历史上范雎见秦昭王的故事。

            秦昭王向他请教一次,两次,他都不说话,使推荐他的人很难堪。范雎说我提出来的计划,贡献出来,可以使秦国马上富强,国际间称霸,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,没有专心一意来听我的计划,所以不能讲。推荐的人后来再向秦王报告。因此第三次见面,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,摒退了左右的人,单独和范雎见面,很客气的求教。范雎一篇话就把秦昭王说动了,立即发表他当首相。在战国的时候,这一类的事情很多,这就说明了“说难”。

            从人生经验中知道,朋友之间这样,乃至在家庭中父母、夫妻之间也是这样,正在对方不如意的时候,去提出问题来谈,当然倒楣,这是时机不对。我们看到许多年轻朋友,做人家的干部,在长官那里碰了大钉子回来,一肚子牢骚。其实那个长官今天也许有件别的事情,心里正在烦,做干部的跑进去,报告不相干的事,乃至与他心里的事有关连,就正好触上了霉头。所谓:“薄言往诉,逢彼之怒。”所以人与人之间,人与事之间,说话真难。这是要有许多人生经验累积起来,才会了解的。学校里同学之间相处,社会上同事之间相处,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,说的不是时候,结果意见相左了。

            子曰: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。

            我们惯用“杀身成仁”这句话,就是出在《论语》这一篇,是孔子说的。这个仁在这里我们不作解释了,从上论一直讲下来,都是说“仁”是孔门学问的中心。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中心思想,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,譬如有许多宗教家,有时碰到与他的信仰抵触的事,他宁可舍掉性命,所谓以身殉道。为卫道而死的,宗教徒中特别多,历史上的忠臣孝子,也就是这个观念,宁可牺牲,绝不为了生命而妨碍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,宁可杀身以成仁。反面的意思,当然不会为了生命的安全,而去做违背仁义的事了。这就关系到个人的修养以及生命价值的看法了。

            长安居大不易

            讲到这里,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面的一个问题。

            子贡问为仁。子曰: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。事其大夫之贤者,友其士之仁者。

            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这也是两句名言,我们常常引用的,就是出自《论语》这个地方,孔子说的话。孔子告诉子贡,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,要想把工作完成,做得完善,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。那么为仁是用什么工具呢?住在这个国家,想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,必须结交上流社会,乃至政坛上的大员,政府的中坚;和这个国家社会上各种贤达的人,都要交成朋友。换句话说,就是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内情,有了良好的关系,然后才能得到有所贡献的机会,完成仁的目的。

           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,再从相反的角度看,历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写得像塑像那么呆板可怕,并不是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如果照那个样子,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师,我一定对他远离一点,怕跟他对面讲话。那是我们的历史在我们心理上,所塑造成一个下意识的形态。

            现在由这句话看起来,好像孔子很厉害,他晓得利用关系。他说,要到某一国家去,达到某一个目的,先要和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,政府首长的关系,都搞得非常好,同时把社会关系搞好,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,达到仁的境界。孔子这些地方,看起来是教人使用手段,多厉害!事实上任何人,任何时代,都是如此。但最重要的一点,这里是为仁,目的是做到仁,在救人。

            最近大专学生中兴起一股歪风,喜欢讲谋略学,研究鬼谷子等学说。我常对他们说少缺德,把那些年轻人给鬼谷子迷住了干什么?对于谋略,应该学,不应该用。因为用谋略有如玩刀,玩得不好,一定伤害自己,只有高度道德的人,高度智慧的人,才会善于利用。我们前面也曾引用过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·路德说的:“不择手段,完成最高道德。”但一般人往往把马丁·路德的话,只用了上半截,讲究“不择手段”,忘记了下面的“完成最高道德”。马丁·路德是为了完成最高道德,所以起来宗教革命,推翻旧的宗教,兴起新的宗教——现在的基督教。而现在的人,只讲不择手段,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。

            这里孔子是因为子贡问为仁,他才这样告诉子贡,如果是别人问为仁,孔子就不会这样讲了。我们从历史上看到,子贡的确做了很多事情,够得上是一个大政治家、大外交家、大经济家和工商业巨子,所以他这样告诉子贡。换句话说,孔子本身周游列国,见七十二位国君,也是这样做的,像卫国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,但是他的运气不好,始终上不了台,大家怕他。他如果不择手段,则可以很轻易拿到政权,但是他讲仁,始终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则。他告诉子贡的,也是这样。再看历史上成名的,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风气,那时尽管是考试取士,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规定,而是要先靠有名气的前辈栽培,就如韩愈的上书之类。有些人经常写了文章,等在门口递上去,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面看中了之后,就起步了。像白居易在首都长安的时候,最初很落魄,诗文虽好,没有出路——没有人保荐——连考试都没有办法参加。后来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辈顾况,将自己的作品给他看,这位老前辈接见了白居易,先不看作品,问他:你住在长安啊?长安居大不易!这句有名的话,代表一个国家的首都,生活高,消费大,他对白居易讲这话,包含有教训意思。但看到白居易的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这首诗,非常欣赏,认为这个年轻人,有资格住在长安。于是为白居易向中央保荐,参加了考试,然后一帆风顺。再看李白上韩朝宗的信,都是年轻人靠前辈提拔的例子。所以在唐代以后,前辈专门提拔后辈,为国家取士。

            现在讲到这种文化的精神,我们老一辈的人应该留意后辈青年,培养他们,提拔出来,等他们有了功业、学问和表现,自己坐在一边,好像在欣赏自己灌溉出来的花,心满意足,该多高兴。这种情形,历史上非常多,也充分表露自古以来我们老一辈文人的风范。这些史实都说明了孔子这里告诉子贡的话,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。

            所以现在有许多留学生,自美国回来,大谈其美国的政情,我常常叫他们少做土包子,我说你住在加州或别处,生活只限于大学文化圈中,别说只住了六年,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没有用。你要了解美国,你和华盛顿那些政治首要,是不是朋友?你知道这个时代张仪式的基辛格脑子里,是要生鸡,还是要生蛋?基辛格的影子都没见过,和我一样只看到报纸上的照片,这样就懂美国了吗?等于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,晃荡三年然后回去,就说懂了中国,但他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了些什么?连影子都不知。所以真要懂天下事,要“事其大夫之贤者”。前几年,我就和一位美国教授说,你们美国到处出了钱,帮助人家,又在到处挨骂,就因美国的议员们,都不是秀才,又不出门去懂天下事,不到东方来看,当然不懂天下事。有的来台湾看过,回去就不同了。这些秀才要出门才懂天下事的,就是这个道理。这几句书我们引而伸之,扩而充之,大家一生受用无穷,就是任何一件事,不能孤陋寡闻,多交游,多了解,处处都是学问。

            颜渊问为邦。子曰:行夏之时,乘殷之辂,服周之冕,乐则韶舞。放郑声,远佞人。郑声淫,佞人殆。

            我们读这段书,不要被文字把自己骗得死死的。汉儒搞训诂学——小学,尤其对四书五经的研究,对一个字的写法、来源、涵义等等,写上十多万字,加以讨论研究,认为这是学问。在国家太平的时候,拿学位、拿功名的就是这些人,这样读书也真不容易。吴稚晖先生骂宋儒理学家“酸得连狗都不喜欢吃的”。例如什么叫“为邦”?就是如何好好地建国。古书并不难读,千万不要被骗住了。

            夏历与过年

            孔子告诉颜回,国家政治要干得好,就必须“行夏之时”。这个“时”,就是指的历法。讲到历法,感慨很多了:现在我们所用的“夏历”,就是在夏朝时候创立的历法。在上古史上,中国的天文非常发达,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,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很有名的。谈到科学,天文是第一位,世界科学的发展,最早是先发展天文,如要了解天文,必先研究数学。恰恰这两门科学,中国的天文发展得最早;数学也是最早发展的,尤其发展到像《易经》的数理哲学,实在是精深幽远。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最惨了。我们中国的童子军,参加世界童军露营,到了晚上还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,外国人觉得很惊愕。我们过去每一代都很注重历法,只要多看历史上的史实便知道了。像清兵入关,明朝亡国了,很多人还是不投降,历史上对这种行为,就叫作“不奉正朔”。什么叫正朔?就是历法为中心的朝代名号。历代的皇帝,对历法修整过很多次,到清朝康熙手里,又经过大整理。这个康麻子皇帝实在了不起,他通西藏文,通梵文,而且还通西班牙文。总之,无学不窥,在那时他就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。利玛窦以后的比利时人南怀仁来中国,康熙跟他学天文、学数学,几乎没有一门学问不会的。他十几岁上台当皇帝,六十年的天下,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础,头脑之聪明,学问之渊博,无以复加。在这个地方,我们看到,创造一个事业,是要真学问的。康熙的学问真是了不起,到他手里,中国的历法,已经加入了西洋的观念和方法,与中国的综合起来,是很好的。

            我们中国的历法,大家都喜欢用阴历,过正月要拜年,就是夏历的遗风。殷商的正月建丑——以十二月作正月。周朝的正月建子,以十一月作正月。夏朝的正月建寅——就是我们惯用的阴历正月。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过的阴历年,这就是“夏之时”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过的也是阴历年,越南、韩国、缅甸、东南亚各国,统统是我们的文化,几千年来他们都是过阴历年。

            讲到这里非常感慨,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,将来的历史不知怎样演变。我们推翻清朝,成立民国,实行过阳历年以后,有人写了一副对联,传说是湖南的名士叶德辉写的,这副对联说:“男女平权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;阴阳合历,你过你的年,我过我的年。”讲文化,牵涉到这些地方要注意,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不相干的地方,但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命运,也是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地方。这副对联代表了这个时代,“你过你的年,我过我的年。”就看过年这件事,我们这个时代,几十年来没协调、合作,老百姓内心对这政策始终不能适应配合。不要说民心——老百姓心理,关起门来讲,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老古董,凭良心想一想,自己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?老实说,都喜欢过阴历年。可是我们偏偏过两个年,加上现代过圣诞节的风气,等于过三个年,内心自己在过阴历年,外在偏偏过一个阳历年,这就代表这个时代,“你过你的年,我过我的年。”搞历史文化,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。

            还有,到了夏天,为什么要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呢?只要规定一下,夏天到了,提前一个小时办公,早一个小时下班,早一小时熄灯,很简单的事嘛。可是却像小孩子一样,在钟面上拨快一个小时,就算对了,这是很奇怪的事。此风乃是美国来的。再研究美国是怎么来的呢?原来是一个工厂的小孩子开始拨着玩,后来工人看到跟着起哄。美国文化没有深厚的基础,是喜欢闹着玩的;结果美国玩,我们跟着当正经办了。说是为了日光节约,实行夏令时间办公,原来八点上班,十二点下班,改为七点上班,十一点下班,不就成了吗?其实这些是小事情,但问题却很大,往往很多大事,即是因为小的地方没注意到,而使事情变得不成话。等于一栋房子,看见一个小洞,最初以为不重要,慢慢的,整栋房子,垮就垮在这个小洞上。

            这里讲“行夏之时”,现在我们究竟采用哪个历法还是一个问题。如孔子的诞辰,订为阳历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,究竟对不对?通不通?都是问题。如果讲中国文化,除非中国不强盛,永远如此,我们没有话讲。如果中国强盛起来,非把它变过来不可。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自尊观念,这是一个文化问题。拿中国的土地、中国的历史来比较,中国的文化的确具有世界性的标准。可是现在外国人把它抛弃了,不去说他,我们自己绝对不能抛弃,千万要注意,不可自造悲剧。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认识,怎样去复兴文化,非常感慨,问题很多,也很难。为自己的国家,为自己的民族,为下一代,都要注意了解这些问题,还是要多读书。这是我们老祖宗,几千年累积起来的智慧结晶。

            孔子主张要“行夏之时”,在孔子的研究,夏历对中国这个民族,这个土地空间上,是最合理的历法。合理在什么地方?这个问题很深了,要研究天文学和《易经》的阴阳学。譬如《易经》里的八卦,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时空的学问,包括了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。有一个学生,到澳洲去做事,带了一个中国罗盘去。到了澳洲,他写信来问,这个中国文化的东西,到了南半球该怎么用?我考虑了以后,告诉他反过来用。结果来信说,反过来用非常对。而我本身没去过南半球亲身经历,后来再考虑,认为地球像西瓜一样是圆的,虽然在南半球,南北的方向还是和中国一样,所以写信要他在国内一样用。他回信说,根据实地经验还是反过来用对。现在这个问题,暂时搁在这里,没有作最后的决定,不过我的结论,应该两个方向都可以运用,看怎样用而已。这以后有机会研究《易经》的时候再讲。以上主要在说明我们的历法是自夏朝来的,自夏禹以后一直到现在。夏历为什么又叫阴历呢?因为每月的十五日,以月亮自东方出来时是圆的那一天作标准,月亮名太阴,所以叫阴历。那么我们的历法,照不照太阳历?事实上我们一样,五天为一候,三候为一气,六个候一节。一年十二个月,七十二个候,二十四个节气。什么节气种什么农作物,是固定的,这是用太阳历法的规律。民间最普通的算命、看风水、选日子等等,也都是用太阳历的法则。换句话说,我们几千年的历史,都是用阴阳合历。所以说,几千年前,我们的天文水准,就已经进步得很高了。但是这六七十年来,我们的大学里有过天文系没有?过去中大有过天文系。现在这么多大学没有一个天文系,在教育文化上讲起来是非常遗憾的。过去有个高平子先生,还可以将西方的天文学与中国的天文学配合起来讲,所以当时我告诉学生们赶快跟他学,再不跟他学,要绝传了。无奈这些学生不成器,学了几次以后,没有这个科学头脑,没有学下去,前几年高先生也过世了。我实在担心中国文化会断绝。现在不要说没有天文系,有了天文系,又有谁能够真正懂得中国自己的天文?中国天文有自己的一套系统。这都是讲起文化来,很悲哀、很可怜的事情。我常说,国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断绝了,将会永无翻身的日子。

            时空问题

            上面是孔子“行夏之时”这句话引发起来,对自己文化的感慨。孔子告诉颜回,第一要行夏朝的历法,第二要乘殷之辂。这是说,过去交通并不发达,到了殷商的时候,交通慢慢发达。乘殷商之辂,就是要发展交通的意思。

            讲到这个,就是中国文化的交通发展史,又要讲到《易经》了。不但中国,人类文化开始,一条江,一座山,就阻碍了交通。慢慢发明用木头渡过江,江的阻碍没有了;后来几千年发展下来,海洋的阻碍没有了;到了航空事业发达以后,空间阻碍没有了。现在接下来,几十年以后,太空问题来了,外太空的问题来了。我们自己这个国家民族,一方面讲科学,一方面我们对外太空的东西,还没有基础。将来外太空的政治问题,又是大问题。这就看见人类的悲哀,问题由小而大:由山川的阻碍,变成海洋的阻碍;海洋的阻碍克服了,有空间的阻碍;由空间的阻碍,外太空星际问题来了。这一方面的知识,我们还没有。最近一个学生送来几本太空问题的书,认为的确有外太空的世界,有人类、有生命,说得很有道理。不过,在世界科学领域,又有一派,是主张地球中心还有人类。其实,这些上天入地的杂学,中国古人早就讨论过了,只是大家少研究而已。现在孔子就讲,时间问题,天文用夏的历法;空间问题,交通发展,要用殷商的车子;衣冠文物的完成,用周朝人文的文化;音乐则水准更高了,用虞舜时代的乐风最好了,对于当时郑国的音乐——靡靡之音要遏止,要远小人。用计谋、用手段的人多了,国家社会就很危险。

            这一段孔子的思想,很合于时代,而且包容万象,并不限制于哪一点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精神,后来并不一定要效法古人。古人某一地区,某一时代的精华拿来,用这些综合起来,就是一个大文化中新时代的文化系统。假如孔子生在今日,也许说,采用欧洲人的民主精神,用中国人的人治制度,如何、如何,又是一套了。由此一点,可以说文化是集中人类思想的大成,要取其所长,舍其所短。为邦的道理,就是如此,不是呆板的。这一段有一个精神,就是孔子对于为政,并不是墨守成规,不是落伍保守,而是注意文化历史的发展,采用每个时代的精华而来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呢?

            我们这就要回转来读读自己的历史,(但不是大专高中的课本,那只是认识了一点点历史,至少要读《纲鉴易知录》。这本书现在大学里拿来研究,我们感觉是一个笑话,在我们读书的时候,是十二三岁时就读了。老实说这些都还只是中国史的大纲而已,所以大家可以买一本来当小说看,一天只要读三页,三几年下来,就有用处。)懂了历史,在担当重要大事的时候,就受用无穷。看了这些书,就知道每一个时代,都是根据前朝的演变发展而来的。其实国父的三民主义,也是根据历史演变而来的思想,这是大家很清楚的。因此,下面接着两句就是:

            子曰: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。

            《论语》的编排,把这两句话摆在这里,正好作本文的小结论。从事政治、个人作人,都要以这两句话作根据,随时随地要有深虑远见,不要眼光短视,否则很快就会有忧患到来。小而言之,个人是如此,大而言之,国家的前途也是如此。

            英雄无奈是多情

            子曰:已矣乎!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            这句话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,这里又再提到。这是说明什么呢?过去都说,孔子讲这句话,是为了卫君而感慨的,因为卫灵公这个了不起的人,迷于一个美丽的妃子南子,所以他虽然尊重孔子,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见。因此孔子对他感慨:“算了吧!我没有看到世界上有人,好德如好色一样!”这个话,如果我们到后面连起来讨论,发挥起来,会有很多很多历史上的典故,可以说也包括现代史上的事故。

            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,没有离开过女人,女人何曾妨害了政治!大体上都是从政的人,自己搞坏了事业,因此连带拖累了女人,背上“祸水”的坏名。例如清代诗人吴梅村的名作《圆圆曲》,有关吴三桂与陈圆圆的名句,如“妻子岂应关大计,英雄无奈是多情。”“全家白骨成灰土,一代红妆照汗青。”真是话里有话,说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祸水,恐怕男人自成险山。我们仔细看孔子这一节话,他并没有说女色不好,只是人们没有把好德的心思摆正,像好色那样专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。他也不过借题发挥聊当牢骚而已,他老人家何尝不懂,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,但是不要走偏路啊,了解之后既不必因此而愤慨,也不必要去学坏。

            上面这个“色”字的意义,在上论中已经分析得很清楚,现在不再重复。简单的说,人类追求真理学问的决心,永远是比不上对物欲的倾好。

            子曰:臧文仲,其窃位者与?知柳下惠之贤,而不与立也。

            大家最熟悉的人——鲁男子柳下惠——他姓展,名获,字禽,食邑于柳下,谥号惠,是鲁国的大夫。其实像柳下惠这样坐怀不乱的人,世界上也多的是,不过古人取其贤者为标榜。有唱反调的,像年轻人说,什么柳下惠?那只是性无能!或者说,那是阴阳人,没有开刀。这类怪论可多啦!柳下惠的见色不动心,还只是他私德的一面,他真的好处是侠义,是一个济困扶危的人。孔子这里是在骂臧文仲,就是上论中提到,那个养玳瑁的鲁国大夫,说他是个不称职的人,“窃位”就是俗语说“占住毛坑不拉屎”的人,在高官大位上,不晓得提拔青年,也不晓得提拔贤人,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,而没有起用他。

            关于古人如何培养后进的事,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,现在再说宋代二王——王旦、王曾的事迹作为参考。宋真宗时代,寇准与王旦同过事,但寇准常在真宗面前攻击王旦,结果,都受王旦的包涵。后来寇准罢相,转托别人求王旦,想要“使相”的位置。王旦大为惊愕说:国家将相的位置,哪里可以随便要求?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托。因此寇准对王旦不满意。不久之后,寇准又发表中枢要职,内阁大员,叩见真宗的时候说:“非陛下知臣,安能至此。”真宗告诉他,他的职位,都是出于王旦的极力保荐。寇准才知道个中实情,非常惭愧。真宗也常说:“王旦善处大事,真宰相也”。

            王曾,比王旦是后进,但到宋仁宗时期,他也担任首辅的职位了。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间,王曾因政见不合,被罢官了。王旦知道了便说:“王君介然,他日德望勋业甚大,顾予不得见尔。”后来王曾在中央政府执政,平常很少说话,也不轻易说笑,任何人不敢向他私下求事。他提拔别人,也不使人知道。那时候,范仲淹还是后举新进的人物。有一次范仲淹对他说:“明扬大类,宰相任也,公之盛德,独少此尔。”就是说公开提拔起后起的人才,这是首相的当然责任。你什么都很好,只是不肯说明提拔了些什么人,未免有点欠缺。王曾便对他说:“恩欲归己,怨将谁归耶?”这是说:若要使受提拔的人,私底下对我都是感恩图报,那么,那些没有得到好处的人们的怨恨,又叫谁去承担呢!所谓国家大臣,不能只接受别人的歌功颂德,同时也有藏垢纳污的容量容德才行。只要多读历史,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。我们有时处理一件事情,不需要考虑,历史上前人的经验,已经早有这些事例了,读书的好处就在此。

            子曰:躬自厚,而薄责于人,则远怨矣!

            这点很重要,也很难。躬就是反躬自问,自厚并不是对自己厚道,而是对自己要求严格;对于别人错了的,责备人家时,不要像对自己那么严肃。这样处世作人,对长官也好,对同事也好,对部下也好,怨恨就少了。相反的,一个社会风气,到了乱的时代,往往是对别人要求重,对自己要求轻;要求别人特别严格,原谅自己轻而易举。所以孔孟之道,都是教我们反身而诚,责备人家要以宽厚存心,要求自己要以严格检点。

            子曰:不曰“如之何,如之何”者,吾末如之何也已矣!

            这一段文字乍读之下,有点莫名其妙,把几个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,因此青年读了这个古文,便要打倒它。其实一点都不必打倒,翻成白话,就很容易了解。孔子说,一个不说“怎么样?怎么样?”的人,我真不晓得他该怎么办了。意思是,对任何事情,都不用脑筋,不晓得提问题。当一件事情来了,应该想到怎么办?去加以研究。若只是糊里糊涂的过,就真不晓得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了。当然,如果完全照字面翻白话,这个白话也不能读的。意思懂了以后,就知道孔子这几句话是说一个人处理任何事情,都要有头脑,要富有研究性。做科学家要提问题,哲学家要提问题,处理公文,拿到手上真正用心处理,也要“如之何?如之何?”究竟这个内容对不对?有没有虚报?实在这样吗?尤其像执法的人,更要鸡蛋里挑骨头,看有没有冤枉的?有没有放纵的?这几句话就是这样。文字很简单,问题很深刻。

            精神失落的病态

            子曰: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,好行小慧。难矣哉!

            社会到了乱的时候,就容易犯这个毛病。大家在一起,讲起话来,没什么内容,无正事可谈,谈闲话,讲些不相干的话,没有真正的人生观,现今社会上这一类的人不少,娱乐场所更多了。大家如此,社会精神已经瘫痪,没有文化精神了。可是更严重的是“好行小慧”,喜欢使用小聪明,厉害得很,目前这个社会就是这样,全世界到处都是“好行小慧”,盛行使用小聪明,孔子只有摇头了:“难矣哉!”叹口气,到了这个样子,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?在明末清初,顾亭林就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,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“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。”北方的知识分子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。”现在的一般青年,进入社会之后,慢慢地就染上这个习性。不是无所用心,他们所用的心,就是孔子这句话“好行小慧”,使小聪明,没有从大学问、大聪明上着眼。这是时代的悲哀,社会的病态。

            子曰:君子义以为质,礼以行之,孙以出之,信以成之,君子哉!

            这是对上面几段话的引申。孔子说,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,要重视自己人生的责任,注意义、礼、孙、信四个字。本质上要有义。这里的义,一是孟子的观念——义者宜也,也就是适宜,合宜。二是传统的仁义——人格标准。三是指“词章之学”、“记闻之学”之外的“义理之学”。现代所谓哲学的、科学的也是义理之学,都是探讨人生最高道理——真理。“君子义以为质”的“义”,同时也就是义理的义,用它作为本质。表达在外面的行为是礼,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行为。孙就是逊,态度上非常谦虚,不自满,不骄傲。对人对事,处处有信,言而有信,自信而信人。具备了这四个条件,就是君子之行,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、合于一个模范人格的标准,绝不是“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,好行小慧”可比。如果做不到这样,专在小聪明上玩弄,那就完了。

            反求诸己

            子曰:君子病无能焉,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

            这句话的意义,《论语》中已多次提到。孔子教人的中心,都在这个思想,他说只怕自己无能,没有真才实学,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。换句话说,只要要求自己,充实自己。

            子曰: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

            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在《伯夷列传》中,特别引用孔子的这句话。孔子说,一个君子人,最大的毛病,是怕死了以后,历史上无名,没没无闻,与草木同朽。但是历史留名,谈何容易?我们研究历史哲学时,常问同学们,脑子里能记得几个皇帝的名字?一个人当了皇帝,就现实来说,那已经很够了吧!死了以后,不必多久,连名字都被别人忘了,人生的价值又何在?历代有那么多宰相,民间又记得几个?历代有许多状元,我们知道了几个?而他们对于历史、对于国家社会贡献了什么?老百姓知道的少数历史人物,还是靠小说捧出来的,其他大多数的,有谁知道?所以,后世留名,谈何容易!孔子、释迦牟尼、耶稣留了名。在功业上的历史人物,文天祥、岳飞,也是少数;至于其他功业上的历史人物,又有几人知道?从这里看人生,多渺小!在目前很短暂的一段当中去争名,上台去镜头上亮一下,有什么用?

            伊藤博文的话不错,求名当求万世名。人谁不好名?看好在哪里。一个人真想求名,只有一途——对社会真有贡献。要历史留名实在太不容易,可是三代以后,未有不好名者,所以孔子说: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但好名看什么名。遗臭万年也是名,但有什么用?真的大名,要对历史有贡献,就太难了。求利之道也是一样,几十年来,看到那么多朋友,发那样大的财,最后怎样?岂待下文分解。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。真了解了人生,确定自己究竟走哪条路才是最重要的,不然就一生很平实,很本分,该做什么就做什么,不过分的企求。一个真正的君子,都是要求自己,学问也好,一切事业也好,只问自己,具备了多少?充实了多少?努力了多少?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,不要依赖别人,不要因人成事。在内省的修养方面,只问自己应对人如何,而不要求别人对你如何。

            子曰:君子求诸己,小人求诸人。子曰:君子矜而不争,群而不党。子曰:君子不以言举人,不以人废言。

            这些都是讲君子、知识分子的学问标准。要做到一个君子,必须矜而不争。“矜”是内心的傲,(骄傲是两回事。前面说过,没有真本事,看不起别人,是骄;有真本事而自视很高,是傲。)傲要傲在骨子里,外面对人不必傲,内在有气节,穷死饿死可以,绝不低头,这是矜。“群”则是敬业乐群,彼此相处融洽,但不营私,不走营私的路,走的大公之路。对于人的观察,不要听了对方一句话说对了,就认为他统统对了;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,而因此不听他的好意见。

            上面这些话,都是以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这句话为中心,而引申出来的。

            多为别人想一想

            子贡问曰: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?子曰:其恕乎!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

            子贡问孔子,人生修养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?为人处世的道理不要说得那样多,只要有一个重点,终身都可以照此目标去做的,孔子就讲出这个恕道。后世提到孔子教学的精神,每每说儒家忠恕之道。后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内容,恕道就是推己及人,替自己想也替人家想。拿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对任何事情要客观,想到我所要的,他也是要的。有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处理,常会有对人不痛快、不满意的地方。说老实话,假如是自己去处理,不见得比对方好,问题在于我们人类的心理,有一个自然的要求,都是要求别人能够很圆满;要求朋友、部下或长官,都希望他没有缺点,样样都好。但是不要忘了,对方也是一个人,既然是人就有缺点。再从心理学上研究,这样希望别人好,是绝对的自私,因为所要求对方的圆满无缺点,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为基础。我认为对方的不对处,实际上只是因为违反了我的看法,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行为产生的观念,才会觉得对方是不对的。社会上都是如此要求别人,尤其是宗教圈子里更严重,政治圈子里也不外此例。一个基督教徒、或天主教徒、或佛教徒,对领导人——牧师、神父或法师们的要求,都很严格。因为宗教徒忘记了领导人也是一个人,而认为牧师、神父、法师就是神。这个心理好不好?好。但是要求别人太高了。从这个例子,就可知恕道之难。后人解释恕道,把这个恕字分开来,解作“如”“心”。就是合于我的心,我的心所要的,别人也要;我所想占的利益,别人也想占。我们分一点利益出来给别人,这就是恕;觉得别人不对,原谅他一点,也就是恕。恕道对子贡来说,尤其重要。因为他才华很高,孔门弟子中,子贡在事功上的表现,不但生意做得好,是工商业的巨子,他在外交、政治方面也都是杰出之才。才高的人,很容易犯不能饶恕别人的毛病,看到别人的错误会难以容忍。所以孔子对子贡讲这个话,更有深切的意义。他答复子贡说,有一句话可以终身行之而有益,但很难做到的,就是“恕”。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这就是恕道的注解。

            问题又来了,在上论《公冶长》篇中,我们看到子贡说过: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,吾亦欲无加诸人。”子曰:“赐也,非尔所及也。”子贡也已经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。他说过“我不希望别人给我的;同样的,我也不想转加给别人。”可见他早已在实行恕道。可是在这里孔子却说,子贡啊!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。现在孔子反而教子贡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这与子贡的前言,又有什么差别?难道孔子老是摆权威,只有他的对,学生的话对了也是错吗?其实不然,子贡所提出的话,和孔子现在答的,从表面上看,似乎只有文字上的不同,其意义是一样的。事实上,大有立足点的不同。

            子贡是说,我所不想别人加给我那些不合理的,我也同样的不想加到别人身上。这是以我为中心,我受到了妨害之后,才想到不要同样地找别人的麻烦。现在孔子说的,只要我自己发现不要的,便不要再施给别人。根本上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净化,不要靠比较以后才想到别人。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

            其次,如果把这两节连起来讲,正好互作阐发,那便是“子贡曰: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,吾亦欲无加诸人。子曰:赐也,非尔所及也。”“子贡问曰: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?子曰:其恕乎!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机锋锐利,等于后世禅门中一个故事:唐末诗僧贯休作了两句很得意的诗:“得句先呈佛,无人知此心。”他拿给一位禅门的老和尚看,老和尚反问他:“如何是此心呢?”贯休反而答不出来了。老和尚便笑说:“无人知此心。”这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,便同此一样隽永有味,值得深思反省。

            站在书呆子的立场,专门研究自己的人生,我认为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这八个字做不到,随时随地我们会犯违背这八个字的错误。尤其在年轻一辈的团体生活中,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。前天就有一个正在服兵役的学生回来说,他三支牙刷,六条短裤,都被“摸”跑了。事实上自己根本有这些东西,可是就喜欢把别人的“摸”来,“摸”到了心里觉得很痛快。这种行为说他是“偷”吗?不见得这么严重。前天我们的楼梯口的一副门帘不见了。办事的人说被偷了,我说算了,一定是被年轻人“摸”去了。说他有意偷吗?他没这个意思。说他没有偷吗?年轻人有这个心理,摸来很好玩,很有味道,还在那里称英雄。东西被人“摸”跑了,心里一定会不高兴,可是自己有机会,也会“摸”人家的。过团体生活的时候,有的人洗了手,本来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干净,看见旁边挂了一条,顺手擦在别人的毛巾上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行为出来呢?这是小事,不能做到“己不所欲,勿施于人。”对于大的事,做到我所不要、所不愿承受的事,也不让别人承受,就太伟大了,这个人不是人,是圣人了。太难了!可是作人的存心,必须要向这个方向修养。能不能做到,另当别论。

            这八个字的修养,要做到很难很难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同时也就是“己所欲,施于人。”后来佛家思想传到中国,翻译为“布施”。施字上加一个“布”字,就是普遍的意思。佛家的布施和儒家这个恕道思想一样,所谓慈悲为本,方便为门,就是布施的精神。人生两样最难舍,一是财,一是命。只要有利于人世,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施出来,就是施。这太难了,虽然做不到,也应心向往之。

            毁与誉

            子曰:吾之于人也,谁毁谁誉?如有所誉者,其有所试矣。斯民也!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

            孔子说,我对于人,毁誉都不计较,即如说那个人说某人好,那个人说某人坏,很难据以定论。我的体验,不要轻易攻讦人,也不要轻易恭维人。人很容易上恭维的当。但是我总觉得恭维人比较对,只要不过分的恭维。对于自己要看清楚,没有人不遭遇毁的,而且毁遭遇到很多,即使任何一个宗教家,都不能避免毁。像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,就是因为被人毁。而且越伟大的人物,被毁得越多,所以说“谤随名高”。一个人名气越大,后面毁谤就跟着来了。

            曹操还没有壮大起来的时候,初与袁绍作战,情势岌岌可危,他的部下没有信心,认为会打败仗,很多人都和袁绍有联络,脚踏两边船,以便万一情势不对时,可以倒过袁绍那边去。他们往来的书信资料,曹操都派人查到,掌握在手里,后来仗打下来胜利了,曹操立刻把这些资料全部毁了,看都不看,问更不问。有人对曹操说,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,应该追究。曹操说,跟我的人,谁不是为了家庭儿女,想找一点前途出路的?在当时是胜是败,连我自己都没把握,现在又何必追究他们?我自己信念都动摇,怎能要求他们?如果追究下去,牵连太广了,到最后找不到一个忠贞的人,不必去追问了。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,故意作到能够宽容人。

            其次古人的句子:“谁人背后无人说?哪个人前不说人?”人与人相见,三两句话就说起别人来了,这是通常的事,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不过,如果作为一个单位主管,领导人的人,要靠自己的智慧与修养,不随便说人,也不随便相信别人批评人的话,所谓“来说是非者,便是是非人。”一个攻讦人的人,他们之间一定有意见相左,两人间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,这种情形,作主管的,就要把舵掌稳了,否则就没有办法带领部下的。另外一些会说人家好话的人,中间也常有问题。李宗吾在他讽世之作的《厚黑学》里,综合社会上的一般心理,有“求官六字真言”、“做官六字真言”、“办事二妙法”,所谓“补锅法”、“锯箭法”,都是指出人类最坏的做法。有些人最会恭维人,但是他的恭维也有作用的。

            近代以来,大家都很崇拜曾国藩。其实,他当时所遭遇的环境,毁与誉都是同时并进的。因此他有赠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诗:“左列钟铭右谤书,人间随处有乘除。低头一拜屠羊说,万事浮云过太虚。”这是说他们当时的处境,左边放了一大堆褒扬令、奖状。右边便有许多难听而攻击性的传单。世间的是非谁又完全弄得清楚呢!多了这一头,一定会少了那一边,加减乘除,算不清那些帐。你只要翻开《庄子》书中那段屠羊说(人名)的故事一看,人生处世的态度,就应该有屠羊说的胸襟才对,所谓“万事浮云过太虚”。

            孔子这里说,听了谁毁人,谁誉人,自己不要立下断语;另一方面也可以说,有人攻讦自己或恭维自己,都不去管。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厉害,这中间一定有个原因。过分的言词,无论是毁是誉,其中一定有原因,有问题。所以毁誉不是衡量人的绝对标准,听的人必须要清楚。孔子说到这里,不禁感叹:“现在这些人啊!”他感叹了这一句,下面没有讲下去,而包含了许多意思。然后他讲另外一句话:“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”,夏、商、周这三代的古人,不听这些毁誉,人取直道,心直口快。走直道是很难的,假使不走直道,随毁誉而变动,则不能作人;做主管的也不能带人。所以这一点,作人、做事、对自己的修养和与人的相处都很重要。

            《庄子》也曾经说过: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毁之而不加沮。”真的大圣人,毁誉不能动摇。全世界的人恭维他,不会动心;称誉对他并没有增加劝勉鼓励的作用;本来要作好人,再恭维他也还是作好人。全世界要毁谤他,也绝不因毁而沮丧,还是要照样做。这就是毁誉不惊,甚而到全世界的毁誉都不管的程度,这是圣人境界、大丈夫气概。

            据历史上记载,有一个人就有这股傻劲,王安石就有这种书呆子的气魄。王安石这个人,过去历史上有人说他不好,也有人说他是大政治家,这都很难定论。但是王安石有几点是了不起的,意志的坚定,是一般人所不能。他有过“天变不足畏,人言不足惧,祖宗不足法,圣贤不足师”的倔劲。没有把古圣贤放在眼里,自己就是当代的圣贤,可见这种人的气象,倔强得多厉害。相反的,说他是魔道呢?但也难下断语。他一辈子穿的都是破旧衣服,乃至他当宰相时候,皇帝都看到他领口上有虱子。眼睛又近视,吃菜只看到面前的一盘,生活那么朴素,可是意志之戆,戆得不得了。他对毁誉动都不动,表面上的确不动,实际上内心还是动的。所以这一段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,能够做到毁誉都不动心,这种修养是很难的。

            出入无车少马骑

            子曰:吾犹及史之阙文也,有马者,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!

            这是孔子对于时代文化在演变中的一个感叹。他当时研究中国上古文化,就说恐怕以后研究更困难了,史料都丧失了。他还很幸运看到古代历史残缺的资料。举一例说,古代有马的人,借给别人骑,现代对于这一点资料都很难找到了。所以今后对于上古史,无法研究。因此孔子当时把中国的历史,暂时斩断了,整理《书经》时便从唐尧开始,事实上尧以前还有史实的。如果照旧的方式研究,尧以前就有两百万年的历史了,至少至少有一百多万年。自伏羲、神农下来,从黄帝开始到现在是五千多年,从尧、舜开始到现在是三千多年,中华民族究竟上面已经有多少年历史,这很难讲。

            不过最近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关于外太空科学的新书,已怀疑的确有外太空人,证明人类不是由猿猴进化而来;而且证明人类文化历史至少有一百多万年。这些资料反而证明中国古代的传说都对了,可惜西方人的研究,都不懂中国这方面的资料。而我们自己的学者,恨不得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越缩短越好。我们拿旧史来读,就晓得有一百多万年。从伏羲画八卦到黄帝这一段,到底有多少年,还不知道,至少有好几万年。孔子删历史,从唐尧作断代的开始,是因有资料可查的,所以才从尧开始,可是后人对于这一部分资料还怀疑不信。现在这几十年来,我们学说上犯一个“疑古”的毛病,把自己文化都破坏了。最近全世界的学说,和我们以前一样“崇古”了,这又看到孔子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的了不起。现在外太空科学、星际科学的新发现,很多地方值得注意的。

            讲到这一段,孔子说从残缺的史料中“有马者,借人乘之。”可见古代社会,彼此之间的互助精神非常好。换句话说,自己有车子,邻居要用,尽管去用,这是说以前社会的厚道。这是孔子随便举例,不是说以后的人就没有这种厚道了,这意思主要是说,这一点残缺的文字,他还看到了,但当时一般人对上古时代的研究,资料就不够了。如此而已。并不是孔子没有马骑,向朋友借不到,便生气了。

            小忍与大谋

            子曰:巧言乱德,小不忍,则乱大谋。

            这两句话很明白清楚,就是说个人的修养。巧言的内涵,也可以说包括了吹牛,喜欢说大话,乱恭维,说空话。巧言是很好听的,使人听得进去,听的人中了毒、上了圈套还不知道,这种巧言是最会搅乱正规的道德。“小不忍,则乱大谋。”有两个意义,一个是人要忍耐,凡事要忍耐、包容一点,如果一点小事不能容忍,脾气一来,坏了大事。许多大事失败,常常都由于小地方搞坏的。一个意思是,作事要有忍劲,狠得下来,有决断,有时候碰到一件事情,一下子就要决断,坚忍下来,才能成事,否则不当机立断,以后就会很麻烦,姑息养奸,也是小不忍。这个“忍”可以作这两面的解释。

            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:一个思想言论,如果认为是小小的事情,无所谓,滥慈悲,滥仁爱,往往误了大事。我们看孔子自己的作为就知道,他在鲁国当司寇的时候,虽只干了三个月,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少正卯,就是因为他言伪而辩,可以乱正。现在有一派反孔子的人说,孔子杀少正卯是为了自私,因为少正卯思想、学问比他好,学生比他多,他吃醋了,把少正卯杀掉。这些论调,初听似乎很有趣,事实上少正卯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,孔子的学生也常常跑去听他讲,当时被他诱惑去了的也很多,所以指孔子为了报复而杀少正卯。当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,和现在批孔的这些歪文章、歪理论都写得很好。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,天下写歪文章的人,笔锋都很厉害,很吸引人,有煽动性;而正派的文章,不易吸引人,好东西写成文章不吸引人;但那些歪才对于正派的东西却写不出来,这也是怪事情。写煽动性文章的,都是少正卯这一类的人,这类人不一定站得起来,可是他的文章会鼓动社会风气,乃至影响整个社会。外国人如马克思的文章都很怪,煽动性却非常大。所以人的讲话、文章,如本身没有道德基本修养,便成为巧言乱德。对于这种事,孔子认为一定要处理,否则成为姑息养奸,也就是“小不忍,则乱大谋。”

            我们对“小不忍,则乱大谋”作了这两种解释,姑且可以这样分开来运用:处事的时候,“忍”字可作“决断”用;对人的时候,“忍”应该作“忍耐”、“包容”的意思来用。

            子曰:众恶之,必察焉;众好之,必察焉。

            这是从毁誉的问题讲下来,一直讲到这里,孔子又说,大家都讨厌这个人,不要随便相信,必须自己加以考察判断;大家都公认为好,都爱好他,也不要受蒙蔽,一定要自己再观察他。如果我们以这两句话,来印证个人的经历,对于小的事情,每人都很多,只说大的经验:过去很多年以前,当时我们所接触的有些知识分子,多数有问题,最低限度也是思想有偏差的。为什么会如此?那些学者、文人,学问都很高,但也最容易受情感的蒙蔽,容易情感冲动,于是在观察方面、判断方面,往往会错误。当年看到的那些思想有问题的知识分子们,就犯了这个毛病,不肯深入观察。有些人加给其他人的罪名,是“众恶之”的,我们一听,知道这种话是不对的,可是没有办法分辨。这两句话,扩充起来,可以引证很多历史的事实。

            现在我们退回来讲个人修养方面,作一个领导人,对于自己的干部,不要完全受别人的影响,自己要观察得清楚,如王莽,当时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没有篡位以前,上下左右,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,后来哪晓得一变而成这样坏。读这一则历史,就是很好的证明。

            子曰: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

            这是上面这几段中的主干思想——人的问题。一切人事、一切历史,都是人的问题。人才能够弘扬道。所谓道,就是真理,这是一个抽象的名词,呆板的,它不能弘扬人,须要人培养真理。这就是重点。所以孔子始终讲的是人文的文化。

            子曰:过而不改,是谓过矣!

            这是孔子对于过错的看法:一个人有过错不要紧,只要能改,能改过就好了。如果有过错而不肯改,这就是大过,真正的过错了。

            子曰:吾尝终日不食,终夜不寝,以思,无益,不如学也。

            孔子提供自己的经验,他说他自己曾经为了研究一个问题,因而整天不吃饭,整夜不睡觉,专门自己用思考去研究,结果发现没有用,不如去求知。因为须要知识配合思想,所以要多读书,多思想。

            上论也提到过:思而不学也不对,学而不思也不对。一个有天才、有思想的人,首先要注意多读书、多求学。自己以为自己是天才,聪明了不起,如果多读书以后,自己就会变得非常谦虚了。常常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大发现,多读了书以后,才知道古人早就讲过了,知道了,原来我们并没有超越古人,而且古人比我们所知道的还更多得多。譬如唯物思想,中国文化里早就有过,不过没有这么多,只一点点原则,经过研究,知道是不能成立的。还有西方很多东西,我们以前都有过,可是都没有加以发挥。现在年轻人搞思想,都想创作,可是就创造不了,所以知识与思想要配合起来。学问思想配合好了以后,接着孔子就说:

            几人忧道不忧贫

            子曰: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,馁在其中矣!学也,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

            我们大家都习惯地会说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、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原文就是孔子说的。说一个真正有学问,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君子,只忧道之不行,不考虑生活的问题;比如耕种田地,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好好的努力,生活总可以过得去,发财不一定。只要努力求学问,有真学问不怕没有前途、没有位置,不怕埋没。“谋道不谋食,忧道不忧贫。”是很好的格言,人生的准则。

            子曰:知及之,仁不能守之,虽得之,必失之。知及之,仁能守之,不庄以莅之,则民不敬。知及之,仁能守之,庄以莅之,动之不以礼,未善也。

            这是讲到学问、修养在处事时的一些标准。有智慧,有眼光,看得准。譬如买股票吧,眼光看到了,买进来,赚了钱,可是又想贪多,这时候不能把握住自己,不知道煞车,最后还是赔本了。人生的一切大小事情,事业前途,作人处世,都是如此。

            眼光看得准,创业容易;在春风得意、该煞车的时候也能煞住,则是最高修养。可是在这个时候的人,总是不肯煞车的,只顾向上面冲,结果得到的,必定会失掉。老子告诉我们的“功成、名遂、身退。”要做得恰到好处,至少先稳定这个阶段。这样好像是手段了,但手段与道德,差别在于内心:走恕道,替别人着想,多为人,少点私心,就是道德。如果智慧够了看得准,“仁能守之”,也拿得稳,但是不“庄以莅之”,内心上没有真正庄敬,口头说为社会、为别人,人家还是不服气的。做到了“知及之,仁能守之,庄以莅之”这三点以后,外在的行为动作,还要处处守礼,有礼貌,有法度,有规矩。做到了这四点,作人、做事、从政、修养、事业,才能尽善尽美,否则总归有问题。如果以这四点,观察工商业的社会,也是一样,不能违背。有些人赤手空拳,本事大得很,当时很发财,但有许多人“仁不能守之”,又看到他掉下去,只这二十年中,就不知多少实例。

            器小易盈

            下面又转入因人论事。

            君子不可小知,而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,而可小知也。

            这段话有两方面的意思。我们研究起来就感觉到这则名言的深度。如配合人生的经验,一生用之不尽,受用无穷。头一段“君子不可小知”的“小知”,以客观而言,我们对伟大成功的人物,不能以小处来看他,等他有成就才可以看出他的伟大;相反的,就是小人看不到大的成就,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长处。以主观而言:君子之大,有伟大的学问、深厚的修养、崇高的道德,看事情不看小处而注意大处。小人则不可太得志,如果给他大受,他受不了,小地方他就满足了。

            这是两种观点的解释,如果在人生体会上,我们看到过许多的聪明人,年纪轻轻一得志就完了,这就是“小人不可大受,而可小知也。”有许多人有真的智慧,要看大节,在大节处能受,就是大根大器。记得古人有一首刻画人生很清楚的咏松诗:“自少齐埋于小草,而今渐却出蓬蒿。时人不识凌云干,直待凌云始道高。”这首诗是讲一棵松树的幼苗,当小的时候,和一般的草一样,都埋在那里,谁也想不到,这一片小草里的这株幼苗,几十年、几百年以后,会成为那么高大的树。但它在当时是慢慢的出头,比小草只高一点,当时的人也绝认不出,它将来会变成神木。一般人都等到这棵树长大了,高得看来差不多挨到了天了,才仰头来赞叹:“伟大啊!高呀!好!了不起!”人生也就是这样,当平常在努力的时候,就是那么可怜,没人了解,等到成功以后,各个都叫好了。看透了人生,只有自己去努力,到成功了,自然有人赞美、喊伟大。学问也好,事业也好,都是这样。同样的,另外有首诗:“雨后山中蔓草荣,沿溪漫谷可怜生。寻常岂藉栽培力,自得天机自长成。”这首诗也经常写来勉励学生。中国诗有些很难读,字面上看来是描写景物,一幅不相干的图画,实际上含有很高的哲学道理。像这首诗说,下雨以后,山里的草,很快的青青翠翠普遍长了起来,沿溪漫谷都是,绿成一片。这样多普通的草,谁去种它?谁给它肥料?都是自得天机自长成的。我们人也是如此,像当年红叶少棒队,到日本比赛胜利了回来,大家都捧他们。可是当年他们在台东深山里练习的时候,石块当球,树枝作棒,岂不是“沿溪漫谷可怜生”吗?后来胜利凯旋游行,大家都认为是我们的光荣。他们的成功不就是“寻常岂藉栽培力,自得天机自长成”吗?人生也是如此,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是如此,要使他受得艰难,要给他“自得天机自长成”的环境。父母的爱护过分了,恰恰是毁了他。我们看了这两首诗,就可以了解小知大受的道理。伟大成就的人,都要从艰难困苦中站起来,不要被小聪明自误,更不要短视。所以《论语》上记载圣人之言了不起的地方,像一具很好的古董放在面前,它不受时间、空间的影响,越看越美,从任何角度看,都觉得有新的发现。现在的工业产品就不一样,初看很漂亮,多摆两天就完了,很讨厌了,非把它毁掉不可。古书就有这个道理,它的含义使我们多方面去发觉、体会。对这几句书,我们有时不必一定说是哪方面看法,要在人生中多加体会才对。

            烫手的山芋

            接着由为人处世,再讲到政治的道理。

            子曰:民之于仁也,甚于水火。水火,吾见蹈而死者矣,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

            他说,一般人一提到仁义的事,那种惧怕的心理比怕水火还更厉害,水会淹死人,火会烧死人,所以人看到水火会怕。孔子说:我看到过人跳到水里被淹死,跳到火里被烧死。仁义没有这样可怕,真去做的话,不会被饿死的,真仁义还有好处的。可是人害怕,不肯去做,所以叫人做坏事很容易,叫人做好事反而怕。但没有看见人因为做好事而死,没有做好事的人,倒是死得更惨。

            上星期中,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、功名富贵也蛮高的老先生们谈起,我说如果关起门来讲,孔孟之道也好,仁也好,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是可怕的。试问孔子为什么老是讲仁?不但孔子讲仁,老子、庄子也讲,可见我们这个民族不仁的太多,不孝的太多,所以他们才讲仁、讲孝。等于西方文化,当年独裁得太厉害,所以讲民主、讲自由。假使一个社会,民主太过了,自由太过了,你看他们还讲不讲自由民主?那时他不需要民主自由了。可见我们的民族,是一个很难弄的民族,就是不仁慈、不孝的太多,所以孔子教大家要仁慈,要行孝。教育就是大众思想的反映,这是事实。研究春秋战国时代,权力之争,父子、兄弟之间都不认,有什么亲情?有什么爱?因此孔子讲仁呀!孝呀!所以我们这个民族,好地方是了不起,关起门来反省,实在难弄。我们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,就更深深的了解,不好办。这里孔子是说一般人的心理,讲到仁慈就怕得很,生怕吃亏,孔子就讲了一句幽默话,说没有看到谁跳进仁里被烧死淹死的,这就是说一般人不肯行仁道,道理很会讲,做起来很难。那么要用什么精神来做呢?

            子曰:当仁不让于师。

            这句话又有几个观念。先解释文字:当仁义所在的地方,都可以反对老师,老师错了还是错了,并不见得老师一定对。老师做得不仁,就不对。另一个观点,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,并不是专制教育。他这句话就是告诉学生,只要认真理、认正义。真理对了,正义对了,就不要考虑我这个老师怎样了。也等于西方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的: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。”这是他当时与他的老师柏拉图,发生了相左的意见,这种意见相左,并不是对老师不尊敬。真理所在,对于老师的意见,也没有办法同意的。这就是做学问的精神,把皇帝的意见都碰回去。不管是老师或皇帝,正义所在一定要争,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必守的信条。但是有一点:

            子曰:君子贞而不谅。

            这个“不谅”不是不原谅,是说一个君子,要真正的诚敬而不能马虎,不能随便的违反了正义。接下来:

            子曰:事君,敬其事而后其食。

            为人干部,为人臣下的时候要敬,就是现在讲的“负责任”,先真正能负了责任,然后再考虑到自己待遇、生活的问题。假使说为了待遇生活而担任这个职务,那是另一观念。一个知识分子做一件事,并不一定为了吃饭。一个人吃饭、生活的方式很多,所以要认识清楚,做事是为了责任问题。

            子曰:有教无类。

           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,不需要解释,这是孔子的教育精神。他不分阶级,不分地域,不分智愚,只要肯受教,以人文文化为基础,一律谆谆教诲。

            子曰: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

            可是有一点,思想目的不同,没有办法共同相谋。但并没有说一定要排斥。没有办法互相讨论计划一件事,只好各走各的路。

            花果枝叶

            子曰:辞,达而已矣!

            说话、文章都是辞。当然,写文章要成为一个文学家很难,说话要训练得擅于言词,擅于演讲也很难。虽然不要求太华丽,但是有一个主要的目的,那便是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思。在人生的经验上,有许多人真爱说话,开口就是一大篇,可是讲了半天,不知他讲了些什么。写文章也是一样,许多人面对稿子,心里说“我要写文章”,十分精神中七分在担心写不好,花了半天时间,两行都写不下来。其实不要管这些,心里想到哪里,就写到哪里,写完以后,再增删调整一下就好了。所以孔子说的“辞,达而已矣!”真正的好文章,是表达意思,好的文章不要“作”的,雕凿起来就不行了。这一句同时呼应上论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的话,说明文辞不过是学问的枝末。

            下面是结尾了。这一篇开始是卫灵公向孔子问军事,孔子不愿答这个问题。下面结论,就是点出人文之道的重要。

            师冕见。及阶,子曰:阶也。及席,子曰:席也。皆坐,子告之曰:某在斯,某在斯。师冕出,子张问曰:与师言之道与?子曰:然!固相师之道也。

            师是古代很重要的文化官,管音乐艺术的大乐师。在春秋战国时代,乐师与后来的太史令同样重要,因为古代非常重视礼乐文化。这个名叫冕的大乐师来看孔子。古代的乐师,多半是瞎子,孔子出来接他,扶着他,快要上台阶时,告诉他这里是台阶了。古代没有桌子板凳,席地而坐,就是后世日本的榻榻米一样。到了席位时,孔子又说这里是席位了,请坐吧。等大家坐下来,孔子就说某先生在你左边,某先生在你对面,一一很噜嗦的告诉他。

            等师冕走了,子张就问,老师,你待他的规矩这样多,处处都要讲一声,待乐师之道,就要这样吗?孔子说,当然要这样,我们不但是对他的官位要如此;对这样眼睛看不见的人,在我们作人做事的态度上,都应该这样接待他。

            从这一点,我们想到,很多伟大的教主们,常做这样的事。佛经里就有这样一个故事:释迦牟尼有一个弟子,眼睛看不见,但还是自己缝衣服,有一天他穿不起针线来,就在那里大声叫,要求同学帮忙他穿一下针线。但是他的同学,那一班罗汉们,都在打坐入定了,没人理他。释迦牟尼这位老师,就自己下来帮他穿好针线,交给他手上,教他怎样缝。这个学生一听到声音,才知道是释迦牟尼。他说,老师怎么亲自来?释迦牟尼说,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而且马上对所有的弟子们上了一课说,人应该做的,就是这种事,为什么不肯帮助残废的人、穷苦的人?训了一顿话。所以我说《论语》是连贯的,这一篇由第一段,孔子不肯答复军事的问题,一直讲到作人处世,结论是要帮助残废孤苦的人。而且又以孔子接待大乐师的事,烘托出国家的根本在礼乐。可见每篇的编辑、安排都是恰到好处。我们读完全篇以后,再一想,余味无穷,也代表了孔门的思想,孔子的精神——教人学问的道理究竟在什么地方。

            另外还有一点关于这一段的附带说明。就是我国古来的大音乐家,差不多全是瞎子。像师旷为了要使自己的音乐素养更上层楼,他觉得眼睛外视容易使精神耗散,所以将自己的双眼刺瞎,结果果然成为中国的一代音乐宗师。这个道理也就是中国道家修持的理论——“绝利一源,用师十倍。”也就是老子所说的“不见可欲,其心不乱”。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及生理,都是靠食物来补充,但又由思想、九窍消耗。而补充的永远比不上消耗的,所以人才有衰老、死亡。这些都是由大乐师的眼睛而引起的,暂且搁置,以后如有机会,再谈这个理论的正确与否。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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