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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马上支日记

            时间:2013/10/16 17:43:27  点击:4640 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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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马上支日记〔1〕

              前几天会见小峰,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,那名目是《马上日记》。小峰怃然曰,回忆归在《旧事重提》〔2〕中,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……。

              意思之间,似乎是说:你在《语丝》上做什么呢?——

              但这也许是我自己的疑心病。我那时可暗暗地想: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,怎么也会这样拘泥?政党会设支部,银行会开支店,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?因为《语丝》上须投稿,而这暗想马上就实行了,于是乎作支日记。

              六月二十九日晴。

             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,赶开,又来;赶开,又来;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。打了一回,打它不死,只得改变方针:自己起来。

              记得前年夏天路过S州〔3〕,那客店里的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。饭菜搬来时,它们先追逐着赏鉴;夜间就停得满屋,我们就枕,必须慢慢地,小心地放下头去,倘若猛然一躺,惊动了它们,便轰的一声,飞得你头昏眼花,一败涂地。

              到黎明,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,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。但我经过街上,看见一个孩子睡着,五六个蝇子在他脸上爬,他却睡得甜甜的,连皮肤也不牵动一下。在中国过活,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工夫是万不可少的。与其鼓吹什么“捕蝇”〔4〕,倒不如练习这一种本领来得切实。

              什么事都不想做。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,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。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,又看见几条《茶香室丛钞》〔5〕式的东西。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,又觉得“弃之不甘”,挑一点关于《水浒传》〔6〕的,移录在这里罢——

              宋洪迈《夷坚甲志》〔7〕十四云:“绍兴二十五年,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,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,行至舒州境,见村民穰穰,十百相聚,因弛担观之。其人曰,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,其夫不胜愤,独携刀往探虎穴,移时不反,今谋往救也。久之,民负死妻归,云,初寻迹至穴,虎牝牡皆不在,有二子戏岩窦下,即杀之,而隐其中以俟。少顷,望牝者衔一人至,倒身入穴,不知人藏其中也。吾急持尾,断其一足。虎弃所衔人,踉蹡而窜;徐出视之,果吾妻也,死矣。虎曳足行数十步,堕涧中。吾复入窦伺,牡者俄咆跃而至,亦以尾先入,又如前法杀之。妻冤已报,无憾矣。乃邀邻里往视,舆四虎以归,分烹之。”案《水浒传》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,情状极相类,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。《夷坚甲志》成于乾道初(1165),此条题云《舒民杀四虎》。

              宋庄季裕《鸡肋编》〔8〕中云:“浙人以鸭儿为大讳。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,亦无气。后至南方,乃始知鸭若只一雄,则虽合而无卵,须二三始有子,其以为讳者,盖为是耳,不在于无气也。”案《水浒传》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稃,“武大道:‘我屋里又不养鹅鸭,那里有这麦稃?’郓哥道:‘你说没麦稃,怎地栈得肥月耷月耷地,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,煮你在锅里也没气?’武大道:‘含鸟猢狲!

              倒骂得我好。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,我如何是鸭?’……”鸭必多雄始孕,盖宋时浙中俗说,今已不知。然由此可知《水浒传》确为旧本,其著者则浙人;虽庄季裕,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。《鸡肋编》有绍兴三年(1133)序,去今已将八百年。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元陈泰《所安遗集》《江南曲序》云:“余童AEH时,闻长老言宋江事,未究其详。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,过梁山泊,舟遥见一峰,嵲雄跨,问之篙师,曰,此安山也,昔宋江事处,绝湖为池,阔九十里,皆蕖荷菱芡,相传以为宋妻所植。宋之为人,勇悍狂侠,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。至今山下有分赃台,置石座三十六所,俗所谓‘去时三十六,归时十八双’,意者其自誓之辞也。始予过此,荷花弥望,今无复存者,惟残香相送耳。因记王荆公诗云:‘三十六陂春水,白头想见江南。’味其词,作《江南曲》以叙游历,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。(原注:

              曲因囊损无存。)”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,且植芰荷,仅见于此;而谓江勇悍狂侠,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,知《水浒》故事,宋元来异说多矣。泰字志同,号所安,茶陵人,延襱甲寅(1314),以《天马赋》中省试第十二名,会试赐乙卯科张起岩榜进士第,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,卒官。至曾孙朴,始集其遗文为一卷。成化丁未,来孙〔9〕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。《江南曲》即在补遗中,而失其诗。近《涵芬楼秘笈》第十集收金侃〔10〕手写本,则并序失之矣。“舟遥见一峰”及“昔宋江事处”二句,当有脱误,未见别本,无以正之。

              七月一日晴。

              上午,空六〔11〕来谈;全谈些报纸上所载的事,真伪莫辨。

              许多工夫之后,他走了,他所谈的我几乎都忘记了,等于不谈。只记得一件: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,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,因为“蚩”“赤”同音,所以蚩尤即“赤尤”,“赤尤”者,就是“赤化之尤”的意思;〔12〕说毕,合座为之“欢然”云。

              太阳很烈,几盆小草花的叶子有些垂下来了,浇了一点水。田妈忠告我:浇花的时候是每天必须一定的,不能乱;一乱,就有害。我觉得有理,便踌躇起来;但又想,没有人在一定的时候来浇花,我又没有一定的浇花的时候,如果遵照她的学说,那些小花可只好晒死罢了。即使乱浇,总胜于不浇;即使有害,总胜于晒死罢。便继续浇下去,但心里自然也不大踊跃。下午,叶子都直起来了,似乎不甚有害,这才放了心。

              灯下太热,夜间便在暗中呆坐着,凉风微动,不觉也有些“欢然”。人倘能够“超然象外”〔13〕,看看报章,倒也是一种清福。我对于报章,向来就不是博览家,然而这半年来,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。远之,则如段祺瑞执政的《二感篇》,张之江督办的《整顿学风电》〔14〕,陈源教授的《闲话》;

              近之,则如丁文江督办(?)的自称“书呆子”演说〔15〕,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〔16〕,牛荣声先生的“开倒车”论(见《现代评论》七十八期)〔17〕,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〔18〕。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,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。

              今年春天,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,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。这很使我莫明其妙;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,那疑团可就冰释了。蚩尤曾打炎帝,炎帝也是“赤魁”。炎者,火德也,火色赤;帝不就是首领么?所以三一八惨案,即等于以赤讨赤,无论那一面,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。

              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,只记得先前在日本东京时,看见《读卖新闻》上逐日登载着一种大著作,其中有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〔19〕。大意是日本称油为“阿蒲拉”(Abura),油的颜色大概是黄的,所以“亚伯拉”就是“黄”。

              至于“帝”,是与“罕”形近,还是与“可汗”音近呢,我现在可记不真确了,总之:阿伯拉罕即油帝,油帝就是黄帝而已。篇名和作者,现在也都忘却,只记得后来还印成一本书,而且还只是上卷。但这考据究竟还过于弯曲,不深究也好。

              七月二日晴。

              午后,在前门外买药后,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。

              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,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。因为或种限制,只买了一本安冈秀夫所作的《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》〔20〕就走了,是薄薄的一本书,用大红深黄做装饰的,价一元二角。

              傍晚坐在灯下,就看看那本书,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,但其中也有其实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。蚊子来叮了好几口,虽然似乎不过一两个,但是坐不住了,点起蚊烟香来,这才总算渐渐太平下去。

              安冈氏虽然很客气,在绪言上说,“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,便是在日本,怕也有难于漏网的。”但是,“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,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,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,”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,的确不免汗流浃背。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:一,总说;二,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;三,安运命而肯罢休;四,能耐能忍;五,乏同情心多残忍性;六,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;七,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;八,泥虚礼而尚虚文;九,迷信深;十,耽享乐而淫风炽盛。

             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《Chinese Characteristies》〔21〕,常常引为典据。这书在他们,二十年前就有译本,叫作《支那人气质》;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。第一章就是Smith说,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,精神略有亢奋,就成了戏子样,一字一句,一举手一投足,都装模装样,出于本心的分量,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。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,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,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。总而言之,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,便是这“体面”。

             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,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。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,是“戏场小天地,天地大戏场”。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,有谁认真的,就是蠢物。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,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,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。万事既然是戏,则不平也非真,而不报也非怯了。所以即使路见不平,不能拔刀相助,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。

             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,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,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,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“体面”或“面子”。但我觉得,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,而且应用了,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,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,还要取得上等“支那人”的好感情。这时须连“支那人”三个字也不说,代以“华人”,因为这也是关于“华人”的体面的。

             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,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“邮政局”的,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,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,不几天,都一律改了“邮务局”了。外国人管理一点邮“务”,实在和内“政”不相干,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。

              向来,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,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,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。什么保存国故,什么振兴道德,什么维持公理,什么整顿学风……心里可真是这样想?一做戏,则前台的架子,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。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,只要做得像,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,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;有谁来揭穿的,他们反以为扫兴。

             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“虚无党”三个字,便吓得屁滚尿流,不下于现在之所谓“赤化”。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“党”;只是“虚无主义者”或“虚无思想者”却是有的,是都介涅夫〔22〕(I.Turgeniev)给创立出来的名目,指不信神,不信宗教,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,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。但是,这样的人物,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。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,至少是上等人,他们的对于神,宗教,传统的权威,是“信”和“从”呢,还是“怕”和“利用”?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,毫无特操,是什么也不信从的,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。要寻虚无党,在中国实在很不少;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,只在他们这么想,便这么说,这么做,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,却是那么说,在后台这么做,到前台又那么做……。将这种特别人物,另称为“做戏的虚无党”或“体面的虚无党”以示区别罢,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。

              夜,寄品青〔23〕信,托他向孔德学校去代借《闾邱辨囿》〔24〕。

              夜半,在决计睡觉之前,从日历上将今天的一张撕去,下面这一张是红印的。我想,明天还是星期六,怎么便用红字了呢?仔细看时,有两行小字道:“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”〔25〕。我又想,明天可挂国旗呢?……于是,不想什么,睡下了。

              七月三日晴。

              热极,上半天玩,下半天睡觉。

              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,忽而记起万牲园,因此说: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,可惜现在进不去了。田妈就谈到那管门的两个长人,说最长的一个是她的邻居,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雇去,往美国了,薪水每月有一千元。

              这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。我先前看见《现代评论》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,杨振声先生的小说《玉君》即是其中的一种,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“长”。

              〔26〕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,到七月三日即“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”的晚上这才明白了:“长”,是确有价值的。《现代评论》的以“学理和事实”并重自许,确也说得出,做得到。

              今天到我的睡觉时为止,似乎并没有挂国旗,后半夜补挂与否,我不知道。

              七月四日晴。

              早晨,仍然被一个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,仍然赶不走,仍然只得自己起来。品青的回信来了,说孔德学校没有《闾邱辨囿》。

              也还是因为那一本《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》。因为那里面讲到中国的肴馔,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国的肴馔。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,所见过的旧记,只有《礼记》里的所谓“八珍”〔27〕,《酉阳杂俎》〔28〕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《随园食单》〔29〕。元朝有和斯辉的《饮馔正要》〔30〕,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,大概是元版的,所以买不起。唐朝的呢,有杨煜的《膳夫经手录》〔31〕,就收在《闾邱辨囿》中。现在这书既然借不到,只好拉倒了。

              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,说是怎样可口,怎样卫生,世界上第一,宇宙间第n。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。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,有几处是用醋,辣椒,腌菜下饭;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,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。中外人士以为可口,卫生,第一而第n的,当然不是这些;应该是阔人,上等人所吃的肴馔。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,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,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“高等华人”,而别的人们也还是“下等”的一般。

              安冈氏的论中国菜,所引据的是威廉士的《中国》〔32〕(《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》),在最末《耽享乐而淫风炽盛》这一篇中。其中有这么一段——

              “这好色的国民,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,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。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,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。……在大宴会中,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,即是想像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。……”

              我自己想,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,是不很发生反感的,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。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,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;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,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。“纣虽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”〔33〕研究中国的外国人,想得太深,感得太敏,便常常得到这样——比“支那人”更有性底敏感——的结果。

              安冈氏又自己说——

              “笋和支那人的关系,也与虾正相同。彼国人的嗜笋,可谓在日本人以上。虽然是可笑的话,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,引起想像来的罢。”

              会稽至今多竹。竹,古人是很宝贵的,所以曾有“会稽竹箭”〔34〕的话。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,用于战斗,并非因为它“挺然翘然”像男根。多竹,即多笋;因为多,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。我在故乡,就吃了十多年笋,现在回想,自省,无论如何,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,爱它“挺然翘然”的思想的影子来。因为姿势而想像它的效能的东西是有一种的,就是肉苁蓉〔35〕,然而那是药,不是菜。总之,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,正如街头的电干和屋里的柱子一般,虽“挺然翘然”,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             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,并不足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。要得结论,还很费周折罢。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。安冈氏又说,“去今十余年前,有……称为《留东外史》〔36〕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,似乎是记事实,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。然而通读全篇,较之攻击日本人,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,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,是滑稽的事。”这是真的,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,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,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。

              我没有恭逢过奉陪“大宴会”的光荣,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,吃些燕窝鱼翅。现在回想,宴中宴后,倒也并不特别发生好色之心。但至今觉得奇怪的,是在燉,蒸,煨的烂熟的肴馔中间,夹着一盘活活的醉虾。据安冈氏说,虾也是与性欲有关系的;不但从他,我在中国也听到过这类话。然而我所以为奇怪的,是在这两极端的错杂,宛如文明烂熟的社会里,忽然分明现出茹毛饮血的蛮风来。而这蛮风,又并非将由蛮野进向文明,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蛮野,假如比前者为白纸,将由此开始写字,则后者便是涂满了字的黑纸罢。一面制礼作乐,尊孙读经,“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”,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,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,奸淫掳掠,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……全个中国,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!

              我以为中国人的食物,应该去掉煮得烂熟,萎靡不振的;

              也去掉全生,或全活的。应该吃些虽然熟,然而还有些生的带着鲜血的肉类……。

              正午,照例要吃午饭了,讨论中止。菜是:干菜,已不“挺然翘然”的笋干,粉丝,腌菜。对于绍兴,陈源教授所憎恶的是“师爷”和“刀笔吏的笔尖”,我所憎恶的是饭菜。

              《嘉泰会稽志》〔37〕已在石印了,但还未出版,我将来很想查一查,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,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,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,专喜欢储藏干物品。有菜,就晒干;有鱼,也晒干;有豆,又晒干;有笋,又晒得它不像样;菱角是以富于水分,肉嫩而脆为特色的,也还要将它风干……。听说探险北极的人,因为只吃罐头食物,得不到新东西,常常要生坏血病;倘若绍兴人肯带了干菜之类去探险,恐怕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罢。

              晚,得乔峰〔38〕信并丛芜所译的布宁〔39〕的短篇《轻微的欷歔》稿,在上海的一个书店里默默地躺了半年,这回总算设法讨回来了。

             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。从小说来看民族性,也就是一个好题目。此外,则道士思想(不是道教,是方士)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,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;孔教徒怎样使“圣道”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;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“利”“害”是怎样的,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;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;历来“流言”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……

              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。

              七月五日晴。

              晨,景宋将《小说旧闻钞》的一部分理清送来。自己再看了一遍,到下午才毕,寄给小峰付印。天气实在热得可以。

              觉得疲劳。晚上,眼睛怕见灯光,熄了灯躺着,仿佛在享福。听得有人打门,连忙出去开,却是谁也没有,跨出门去根究,一个小孩子已在暗中逃远了。

              关了门,回来,又躺下,又仿佛在享福。一个行人唱着戏文走过去,余音袅袅,道,“咿,咿,咿!”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过的《小说旧闻钞》里的强汝询〔40〕老先生的议论来。这位先生的书斋就叫作求有益斋,则在那斋中写出来的文章的内容,也就可想而知。他自己说,诚不解一个人何以无聊到要做小说,看小说。但于古小说的判决却从宽,因为他古,而且昔人已经著录了。

              憎恶小说的也不只是这位强先生,诸如此类的高论,随在可以闻见。但我们国民的学问,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,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。虽是崇奉关岳〔41〕的大人先生们,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“武圣”的仪表,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,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,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。

              近来确是上下同心,提倡着忠孝节义了,新年到庙市上去看年画,便可以看见许多新制的关于这类美德的图。然而所画的古人,却没有一个不是老生,小生,老旦,小旦,末,外,花旦……。

              七月六日晴。

              午后,到前门外去买药。配好之后,付过钱,就站在柜台前喝了一回份。其理由有三:一,已经停了一天了,应该早喝;二,尝尝味道,是否不错的;三,天气太热,实在有点口渴了。

              不料有一个买客却看得奇怪起来。我不解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;然而他竟奇怪起来了,悄悄地向店伙道:

              “那是戒烟药水罢?”

              “不是的!”店伙替我维持名誉。

              “这是戒大烟的罢?”他于是直接地问我了。

              我觉得倘不将这药认作“戒烟药水”,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。人生几何,何必固执,我便似点非点的将头一动,同时请出我那“介乎两可之间”的好回答来:

              “唔唔……。”

              这既不伤店伙的好意,又可以聊慰他热烈的期望,该是一帖妙药。果然,从此万籁无声,天下太平,我在安静中塞好瓶塞,走到街上了。

              到中央公园〔42〕,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,寿山〔43〕已先到,略一休息,便开手对译《小约翰》〔44〕。这是一本好书,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。大约二十年前,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,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,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。觉得有趣,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;想译,没有这力。后来也常常想到,但总为别的事情岔开;直到去年,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,并且登出广告去,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。今年又记得起来,翻检一过,疑难之处很不少,还是没有这力。问寿山可肯同译,他答应了,于是开手;并且约定,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。

              晚上回家,吃了一点饭,就坐在院子里乘凉。田妈告诉我,今天下午,斜对门的谁家的婆婆和儿媳大吵了一通嘴。据她看来,婆婆自然有些错,但究竟是儿媳妇太不合道理了。问我的意思,以为何如。我先就没有听清吵嘴的是谁家,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两个婆媳,更没有听到她们的来言去语,明白她们的旧恨新仇。现在要我加以裁判,委实有点不敢自信,况且我又向来并不是批评家。我于是只得说:这事我无从断定。

              但是这句话的结果很坏。在昏暗中,虽然看不见脸色,耳朵中却听到:一切声音都寂然了。静,沉闷的静;后来还有人站起,走开。

              我也无聊地慢慢地站起,走进自己的屋子里,点了灯,躺在床上看晚报;看了几行,又无聊起来了,便碰到东壁下去写日记,就是这《马上支日记》。

              院子里又渐渐地有了谈笑声,谠论声。

              今天的运气似乎很不佳:路人冤我喝“戒烟药水”,田妈说我……。她怎么说,我不知道。但愿从明天起,不再这样。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※        ※         ※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〔1〕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、二十六日,八月二日、十六日《语丝》周刊第八十七、八十九、九十、九十二期。

              〔2〕《旧事重提》 鲁迅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各篇最初在《莽原》半月刊上发表时的总名。

              〔3〕S州 指河南陕州。一九二四年七、八月间,鲁迅曾应陕西教育厅和西北大学的邀请到西安讲学,往返都经过这里。

              〔4〕鼓吹什么“捕蝇” 当时北京有些团体和学校提倡捕蝇活动,有的举办捕蝇比赛会,有的出资以发动贫苦小孩捕蝇出卖。

              〔5〕《茶香室丛钞》 俞樾所著笔记,共四集,一○六卷。俞樾(1821—1907),字荫甫,号曲园,浙江德清人,清代学者。

              〔6〕《水浒传》 长篇小说,明代施耐庵著。

              〔7〕洪迈(1123—1202) 字景庐,鄱阳(今江西波阳)人,宋代文学家。《夷坚甲志》,是他所著的笔记小说,原为正集、支案、三集、四集,共四二○卷;现在留传下来的,以张元济校辑本二○六卷为较完善。这里所引的一条,出正集甲志第十四卷。

              〔8〕庄季裕 名绰,字季裕,宋代山西清源(今属清徐)人。

              《鸡肋编》,是他所著的笔记,内容多述轶闻旧事,凡三卷。这里所引的一条,出于该书卷中。

              〔9〕来孙 玄孙的儿子。自本身下数为第六代。

              〔10〕《涵芬楼秘笈》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套丛书,共出十集。

              涵芬楼,商务印书馆存放善本图书的藏书楼名。金侃,字亦陶,苏州人,清代藏书家。

              〔11〕空六 即陈廷璠,陕西雩阝县(今户县)人,北京大学毕业。当时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务主任。

              〔12〕蚩尤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九黎族酋长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:“蚩尤作乱,不用帝命,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,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,遂禽杀蚩尤。”一九二六年六月,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宣传“讨赤”,曾经在北京怀仁堂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谬论说:“赤化之源,为黄帝时之蚩尤,以蚩赤同音,蚩尤即赤化之祖。”(据《向导》周报第一六一期“寸铁”栏)

              〔13〕“超然象外” 语出唐代司空图《诗品》:“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。”原意是形容诗歌的“雄浑”的风格,这里是对人生社会漠不关心的意思。

              〔14〕张之江 河北盐山人,国民军将领之一,当时任西北边防督办。

              〔15〕丁文江(1887—1936) 字在君,江苏泰兴人,地质学家,政学系政客。一九二六年四月,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总办;五月二十八日,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,其中有“鄙人为一书呆子,一大傻子,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”等语。(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海《新闻报》)

              〔16〕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,复旦通信社记者访问英国庚款委员会华方委员胡适,就英国退还庚款用途提出问题。记者问:“庚款用途已否决定?”胡答:“已经决定。”又问:“决定系作何项用途?”胡答:“此时不能宣布。”又问:“究竟于中国有无利益?”胡答:“以余个人之观察,甚觉满意。”等等。(见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《晨报》)

              〔17〕牛荣声 事迹不详。他在《现代评论》第三卷第七十八期(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)发表《“开倒车”》一文,为反动派的言行作辩护,其中说:“今人说某人是‘开倒车’,某事是‘开倒车’,并不见得某人便真腐败,守旧,某事便真不合现代的潮流。也许是因为说话的人有了主观的偏见,也许是他太急进,也许是他的见解根本错误。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‘开倒车’,照他们的主张,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,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,方不是‘开倒车’。”

              〔18〕孙传芳(1885—1935) 字馨远,山东历城人,北洋直系军阀。曾任浙江督军,一九二六年夏他盘踞苏浙等地时,曾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用模特儿,并一再写信给该校校长刘海粟,以为模特儿有违中国的“衣冠礼教”,必须严禁。如他在六月三日的一封信中说:“生人模型,东西洋固有此式,惟中国则素重礼教,四千年前,轩辕衣裳而治,即以裸裎袒裼为鄙野。……模特儿止为西洋画这一端,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,……亦何必求全召毁,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。”(见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上海《新闻报》)

              〔19〕亚伯拉罕 (Abraham) 犹太族的始祖,约当公元前二千年自迦勒底迁居迦南(见《旧约·创世记》)。这里所说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,是日本佐佐木照山在一篇关于《穆天子传》的文章中所发的怪论。

              〔20〕《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》 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,是一本诬蔑中国民族的书。

              〔21〕Smith 斯密斯(1845—1932),美国传教士,曾居留中国五十余年。他所著的《中国人气质》一书,有日本澁江保译本,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。

              〔22〕都介涅夫(W.c.TypKSZST,1818—1883) 通译屠格涅夫,俄国作家。这里是指他的长篇小说《父与子》中的巴扎洛夫类型的人物。

              〔28〕品青 即王品青。

              〔24〕《闾邱辨囿》 丛书名。清代顾嗣立辑,共收书十种。

              〔25〕“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”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扶持溥仪复辟,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。段祺瑞原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,推倒总统黎元洪;但复辟事起,全国人民一致反对,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,于七月三日在天津西南面的马厂誓师,出兵讨伐张勋。张勋失败后,北洋政府曾规定这天为“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日”。

              〔26〕《现代评论》第三卷第七十一、七十二期(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、二十四日)刊载陈西滢所作《闲话》,列举他认为是“中国新出有价值的书”共十一种,其中举《玉君》为长篇小说的代表说:“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《玉君》,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。”

              《玉君》,现代社文艺丛书之一,一九二五年出版。

              〔27〕“八珍” 用八种烹调方法制成的食品。据《礼记·内则》,“八珍”的名目是:“淳熬、淳母、炮、擣珍、渍、熬、糁、肝膋。”

              〔28〕《酉阳杂俎》 段成式著,二十卷,续集十卷。内容多记秘书异事,为唐代笔记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种;御赐菜帐见卷一《忠志》篇。段成式(?—863),字柯古,齐州临淄(今山东临淄)人,唐代文学家。

              〔29〕《随园食单》 袁枚著,四卷。袁权(1716—1798),字子才,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,清代诗人。曾任江苏溧水、江浦、江宁等县知县,退职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,故又号随园。

              〔30〕《饮馔正要》 应作《饥膳正要》,元代和斯辉著,三卷。

              和斯辉在元仁宗延襱间(1314—1320)曾任饮膳太医,该书的内容便是记载关于饮膳卫生和育婴妊娠等的知识。

              〔31〕《膳夫经手录》 唐代杨煜著,四卷。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(1056)。杨煜(《新唐书》作阳晔),曾任巢县县令。

              〔32〕威廉士(S.W.Williams,1812—1884)美国传教士,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任职。《中国》一书出版于一八七九年。

              〔33〕“纣虽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”语出《论语·子张》:(子贡曰)“纣之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”纣,商代最后一个君主。

              〔34〕“会稽竹箭” 语出《尔雅·释地》:“东南之美者,有会稽之竹箭焉。”

              〔35〕肉苁蓉 一年生寄生草本植物,茎肉质,高尺余,形如短柱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:“此物补而不峻,故有从容之号,从容,和缓之貌。”

              〔36〕《留东外史》 不肖生(向恺然)著。是一部描写清末我国留日学生生活的类似“黑幕小说”的作品。

              〔37〕《嘉泰会稽志》 宋代施宿著,二十卷。宋宁宗嘉泰元年(1201)完成,故名。一九二六年夏绍兴周肇祥等据清嘉庆间采鞠轩刊本影印。施宿,字武子,浙江吴兴人,曾任绍兴府通判。

              〔38〕乔峰 周建人,字乔峰,鲁迅的三弟,生物学家。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。译有达尔文《种的起源》、生物学论文选集《进化与退化》;著有《生物进化浅说》、《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》等。

              〔39〕丛芜 韦丛芜(1905—1978),安徽霍丘人,未名社成员。

              布宁(W. .UdZPZ,1870—1953),又译蒲宁,俄国小说家。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,后死于巴黎。

              〔40〕强汝询(1824—1894) 字荛叔,江苏溧阳人,清咸丰举人。著有《求益斋文集》。他在《佩雅堂书目小说类序》中说,做小说是“敝神劳思,取媚流俗,甘为识者所耻笑,甚矣其不自重也!……

              魏晋以来小说,传世既久,余家亦间有之,其辞或稍雅驯,姑列于目;

              而论其失,以为后戒焉。”参看《小说旧闻钞·禁黜》。

              〔41〕关岳 指关羽和岳飞。过去封建统治者把他们作为忠义的化身,建立专祠奉祀。民国三年(1914),袁世凯政府下令以关羽、岳飞合祀。以后,北洋政府也不断地祭祀关岳。

              〔42〕中央公园 今北京中山公园。

              〔43〕寿山 齐寿山(1881—1965),名宗颐,河北高阳人,德国柏林大学毕业,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、视学。

              〔44〕《小约翰》 长篇童话,荷兰望·蔼覃著。鲁迅译本收入《未名丛刊》,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。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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